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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 刘启

西汉

        汉景帝刘启是汉文帝刘恒长子,母亲窦漪(窦太后),汉惠帝七年(前188年)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西汉第六位皇帝,在位16年。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在位,在位16年,崩于景帝后三年(前141年),终年48岁,谥号“孝景皇帝”。安葬于阳陵。按代的《谥法解》,“

 
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诸侯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
 
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世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世子砸死。太子因为一盘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而且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这使刘濞大为恼火。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骄横。[1]
 
  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晁错的父亲得知此消息,立即大骂晁错不孝,并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在后文中可以看出老人家的远见。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卖官等各种无理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诛其九族。虽然晁错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毕竟不能使诸侯服气。这样削藩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并且给了七国一个发兵的理由。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率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盟友东瓯国,被东瓯王所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匈奴:和多战少,蓄势待发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马政:造苑马以广用

  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政治:清静恭俭

  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汉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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