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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中国考古学 得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

文化研究

张忠培先生

文:高丹

  7月5日是知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7月6日,在故宫博物院在建福宫花园召开的“张忠培先生考古学术之路——理论研讨暨遗著首发式”上,发布了张忠培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的三本著作:《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

  张忠培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创办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他的学术思想承前启后,自成体系,基于考古学又超乎考古学,引领中国考古学新时代,扩大了考古学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上的影响力。 


  张忠培一生曾主持过元君庙仰韶墓地等重要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出版有《中国北方考古论集》《元君庙仰韶墓地》等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50余篇,总字数不下500万字。且先生不用电脑,所有的底稿都是一笔一划写就。

  7月6日,在故宫博物院在建福宫花园召开的“张忠培先生考古学术之路——理论研讨暨遗著首发式”上,发布了张忠培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的三本著作:《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这三本著作集中体现了张忠培先生对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对考古、历史、文化等学术问题的思考、研究和理念,以及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期间服务、助力、引领当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更凝结了张忠培先生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拳拳之心,对于当下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忠培先生主编或参与写作的书籍张忠培先生主编或参与写作的书籍

  当天,来自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考古学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学者与会,大家回顾了张忠培先生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对张忠培先生的做人风范、治学精神、学术理论、学科建设理念、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张忠培先生去世后,为传承和践行他的学术思想和理念,故宫博物院与吉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组建“张忠培考古研究中心”,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张忠培先生的学术思想,发扬张忠培先生问学求是、勇于开拓的精神。

  张忠培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他的亲属及学术界的学者们都撰写了文章纪念张先生的为人治学精神。

首发式现场首发式现场

  
延伸阅读:
张忠培 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
高蒙河

  2017年6月下旬,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做完了自己三卷著作的校对修改,7月5日便因病遽尔长逝,驾鹤西去。这三卷书不仅成为了他65年考古人生中所完成的逾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的组成部分,竟也变成了他83年人生道路上留下的绝笔之作。

  这三卷著作皆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它们分别名为《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和《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其实,这之前他所出版的书中冠以中国考古学为题的也不乏其例,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反思》、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等,由此不难看出,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是张先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考古学:走自己的路》以中国考古学史上李济、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尹达、苏秉琦、宿白等代表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为对象,回顾和反思了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是给类别繁多的考古学成果所做的书序,涉及考古学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大方面,既有不同阶段的热点课题,也有理论方法的长期思考,还有学科建设的理念定位,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变化;《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是先生在2008—2013年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期间,推动各类学术活动的讲话和论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会服务、助力、引领当代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自2014年起,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三卷著作的编选工作,它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术史意义。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100周年,但百年考古的中国迄今无一部完整的专业史或学术史著作来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回顾过去、面向未来,出版这样一套全面、真实反映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精髓的著作,正逢其时。

  第二,可以适时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考古学现已成为一级学科,考古学史研究作为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二级学科之一,是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需求,出版这套浓缩着精华的中国考古学史著作,恰补阙如。

  第三,中国考古学史也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从考古学史到考古学思想史,是从实践论到认识论的过程。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描述一般考古发现的过程史,也不仅是记叙科技考古作用的发展史,更应该是考古观念变化的思想史。

  第四,考古学大家来写考古学思想史。张先生是众所周知的身体力行、引领学术发展的考古学大家,他与他在这套丛书中评述的那些前辈考古学大家一样,对考古、考古史、考古哲学三方的关系都有着深刻的洞察,能以务实求真的精神与能力将这种洞察用于推进中国考古学史特别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有着鲜明的探寻中国考古学之道的使命和色彩。

  这三卷体现中国考古学近百年思想精髓的代表作,是张先生自1952年入北京大学求学考古65年来,砥砺实践、经年思索、融会贯通、集腋成裘的精选论文集。它们全面评析了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中的典型事件和代表人物及他们的心路历程,核心解读了“中国考古学要走什么路”的考古大题。换言之,如果说经过近百年风风雨雨的中国考古学已闯荡出来一条自己的路,那么这条路是怎样闯荡出来的?是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的前方是哪个方向?我们今后应沿着哪个方向继续走出新路?张先生在这套书中都一一作了回答。

  这三卷著作中的文章虽然并不都是首次面世,但结集成为中国考古思想史专论,则是首次付梓。需要强调的是,张先生的文字表述精准,有较强的可读性,即便非专业的一般学术乃至文化读者,也可得以循着考古学思想的脉络,追踪当代中国考古学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乐趣。

  (本文摘自2017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张忠培 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一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高蒙河)

  我的父亲张忠培先生
张晓悟

张忠培张忠培

  
今年七月五日是我的父亲张忠培先生仙逝一周年祭。这一年间,不光是我,还有父亲生前的领导、好友、学生,时常想起、提起父亲。我们在一起,父亲张忠培永远是一个恒久、绵绵不绝的话题。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

  父母相濡以沬五十余载,父亲出差前一定要母亲给他收拾行李,需要衣服几件、背心几件,一件件找出来,让他挑。他爱美,问母亲穿哪件好,然后母亲将衣服一件件叠好,装入行李箱,之后装烟、茶、药品,最后装入他随身携带的小红挎包……一切装齐,将行李箱锁好。

  父亲是南方人,有些东西一口不吃,不吃酱油、不吃醋、不吃酱、不吃生葱、不吃蒜、不吃凉拌菜、不吃淀粉勾芡的菜;却偏爱吃红烧肉、爱吃辣椒,辣椒油饭桌上常备,母亲每天都按他的口味做菜……

  父亲原本不会吸烟。

  上世纪六十年代,买烟要烟票。父亲的师兄俞伟超先生很爱吸烟,烟票总不够用,于是求助于我父亲。他便也逐渐吸起烟来,加之工作劳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烟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凶,从一天几根、一包到一包半。他那本《元君庙仰韶墓地》出版了,到手的稿费是人民币玖佰陆拾元,当时看是很多的。可是为了写报告,他买烟的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吸的烟都不是什么好烟,最好的贰毛柒的“迎春”,是待客时才抽的。

  父亲是个工作狂,每天都在为事业拼命,家里的事他很少过问。

张忠培先生(左三)考察考古工地张忠培先生(左三)考察考古工地

  父亲常常一年外出工作十个月以上。家里面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妈妈还要上班。不得已,妹妹一岁半后送长沙奶奶家寄养,弟弟也是一岁半的时候送哈尔滨二姨家寄养。记得有一年春节,妈妈带着我刚从哈尔滨坐火车回来,一路上踩着雪,听着别人家团圆的鞭炮声,心想着也许爸爸能在家。然而,进门后迎接我们的是空荡荡的房间和桌子上没有收拾的碗筷,母亲的眼泪扑了出来。父亲出差走了,我们团圆的希望破灭了。

  父亲虽是事业的强者,却是生活的弱者。他患有肺气肿、腰脊椎滑脱,生活中需要别人时时照顾。作为家属,这几年我经常陪父亲出差。父亲去黑龙江鸡西考察时,口腔发炎,说话很困难;在浙江良渚考察申遗工作时,要带着便携式制氧机。便携机连续工作超过两个小时就会停机,为了让机器正常运转,那几个晚上,我不知道多少次盯着开机、关机。

  父亲是个读书人,视书籍如生命。小的时候,每当父亲在家工作,孩子们都不能哭闹、不能动他的东西。记得我四五岁时,有次拿了父亲写的稿纸,他不高兴,告诫我:“不要再拿了,再拿就揍你。”他的这番话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觉得这肯定是好东西。只要父亲不在家,我就拿。有一次让父亲抓着了,问我拿了稿纸没,我一边说“没”,一边捂紧鼓鼓的小兜,父亲那次揍了我。

  父亲五十岁以后,对家庭和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逢人便说他一生做得最对的事是娶了我母亲,他取得的成绩都是我母亲的,他再忙再累也要挤出时间来和孩子聊聊天。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湖南口音很难懂。但令我奇怪的是学生们很愿意听他讲课。我去过吉林大学文科楼看过他讲课的场面。大大的教室里坐满了人,教室的门开着,教室外还站着学生,有很多其他专业或其他系的学生来旁听。有时课上讲不完,不尽兴,他就晚上加课,一加就是两三个小时,回家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们家当时和另外两家合住一个单元,十四平方米的屋子,中间用两个书架和一个帘子隔成两个空间,外面就算是父亲的书房。家具是从吉林大学租的。还记得家里有个用砖头和木板搭的“书架”,为了不弄脏书,砖头和木板用牛皮纸包着,先用两个砖头垫底,上面加一层木板,木板上面再放书,书不是立放的,是平放的,这样书架牢靠。这个书架用了三四年,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有毕业生的时候,我家特别热闹,晚上妈妈和我的任务是早些在内屋睡觉,外屋是父亲和毕业生谈工作的地方,他们坐在小凳子上一谈就到下半夜。

  父亲生长在湖南长沙一个殷实的大家庭里。当时在城里有商铺,乡下有地。幼时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乱中度过的,五年半换了6所小学,直到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后才安定下来。2015年我陪父亲回过母校。这所中学竟前后培养出两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分别是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和第四任院长我的父亲。

  2011年父亲得了一场大病,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渐趋正常。然而之后的六年间,父亲工作太努力了,一气儿谈工作两个小时是常事,精神不济,吸烟顶着。长期吸烟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从患气管炎开始,肺气肿、慢阻肺、肺间质纤维化、肺动脉高压,直至右心衰竭,这为他的离开埋下了伏笔。

  2017年6月中旬,父亲写的“中国考古学”丛书、《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尽到自己的心》三卷书稿出版事宜落实了,父亲长舒了一口气。6月27日我陪父亲去医院检查,当车子路过故宫时父亲提出要去看一看。我们到午门拍了些照片,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留影。7月3日早上,被病痛折磨许久未能好好休息的父亲难得地睡了个好觉。起床时精神很好,与家人一同早餐时,他笑着说:“梦里有好多人找我,叫我解决问题。”7月4日上班后和下班前,我给家里打了两次电话,电话铃响了半天才通,父亲喘着粗气,良久才说:“我累了,再见!”

  7月5日清晨,父亲上完厕所,我陪父亲返回卧房,还没有到床头的时候,他就说要躺下。我怔了一下,扶他徐徐躺在床上,这时再喊他,他已没有了反应……

  7月11日,父亲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当天,千余人为父亲送行,包括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父亲生前好友以及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的代表。告别礼堂肃穆、端庄,大厅内外摆满了花圈和挽联。

  父亲一生曾主持过元君庙仰韶墓地等重要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出版有《中国北方考古论集》《元君庙仰韶墓地》等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50余篇,总字数不下500万字。父亲不用电脑,所有的底稿都是一笔一划写就。他的精神和思路堪比年轻人。

  父亲说过:“这辈子,我不谋官,不谋利,不惧权威。我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想说话了就说,该发火的时候就发。不看任何人脸色,也不看钱的脸色,这就是我的追求。”父亲无忧无惧,坦荡率性地活了一辈子,骨子里透着一份执拗的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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