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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到障碍物:追寻老北京城墙的历史背影

文脉传承

1921,正阳门全貌(东面)。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
1921,广渠门全貌(南面)。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1921,广渠门全貌(南面)。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1921,永定门全貌(南面),围绕瓮城向东流的外城南护城河。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  1921,永定门全貌(南面),围绕瓮城向东流的外城南护城河。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

  所谓的“老北京”,用以前的说法又可以称为“古都”,或者说文化古都。民国时期,“文化古都北平”恰与“摩登上海”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各自城市文化的魅力。那么文化古都从哪里体现出来?这些载体可能并不全是坊间各种怀念老北京吃喝玩乐——固然这些也体现出老北京社会生活闲适、有情趣的一面——但各类文人及其团体、高校与研究机构、琉璃厂书肆、博物馆、报刊与杂志等等也都应是文化古都的具体体现。

  那么,如果从城市的空间形态与规划布局来讲,“老北京”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应该指涉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北京,准确地说是拆除北京城墙以前的北京。

  按照通行的说法,从1153年(金贞元元年)金朝海陵王迁都北京算起,北京已有860余年的建都史。尤其是经刘秉忠规划设计的元大都,明代香山帮工匠对紫禁城的苦心经营,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外城建成,北京城“凸”字形的城市格局自此形成。此后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城墙与“内九外七皇城四”的城门延续了将近四百年(从嘉靖年间建了外城算起)。新中国成立初,人民政权定都北京,开启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新时代。不必讳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下,很多现在看来非常宝贵的文物建筑与城墙城门等悉数被拆毁,留给我们一串串落寞的背影,更有诸多历史记忆。自此,那个出了德胜门、永定门就算出城了的老北京,离我们一去不复返了。

  研究资料缺失

  谁在记录旧城的渐行渐远?

  实际上,由于我们对北京古城的遗产价值认识不足,很多调查研究也没有跟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推介下,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据建筑史家赖德林先生考证,喜仁龙应翻译为“喜龙仁”)的《北京城墙与城门》一书才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

  一位西方学者对民初北京城墙的测绘,并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其调查之详尽细致令我们叹服。正如作者所说:“墙垣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点的共同基本特征”,在他看来“中国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正如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象的一样”。他提到:“城墙的砖砌内壁,是一段一段衔接起来的,各段的修筑年代、质量和做法均有不同。很多城段的年代,可以根据镶嵌在墙上的兴工题记碑来确定。这些碑记不仅记录了重修的年代和范围,还辑录了监修官员的名字”。这段文字引发我们深深的惋惜与隐痛:如果这些碑记还在,北京城的修筑历史及其背后的故事应该更加精彩才是。

  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侯仁之更是深情回忆他乘火车到达北京及此后走上北京城市史研究道路的缘起:“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做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与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城墙与城门的存在,对北京城市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

  作为直接参与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楼维修与最终拆除的当事人之一,当时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务员孔庆普,依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历及其保存的调查资料、工作日记、照片等,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和回忆录《城:我与北京八十年》。透过老人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北京城墙与城楼等从最初的调查保护到后期的全部拆除,其间种种细节,发人深省也耐人寻味。

  如1950年5月21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北京市道路建设规划草案,为修筑城区与郊区的连通道路,需要开辟城墙豁口。梁思成先生在会上极力反对开豁口。而另外一派的观点则针锋相对。

  可以说,城墙开豁口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最初的战备原因(1950年朝鲜战争为预防美国飞机空袭开豁口以便疏散市民)到为发展道路,前后六批系统拆除豁口的工程,最为梁思成看重的城墙基本保不住了。以此为发端,直到城墙的全面拆毁,宣告了“保城派”的彻底失败,老北京城自此与我们渐行渐远。这背后的逻辑与最终的结局值得深思。

  回到历史现场

  苏联方案是最后的胜出者

  近年来,随着王军《城记》出炉,尤其是“梁陈方案”的热炒,使得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改造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梁先生的坚持代表了终身从事建筑史研究的学者对古代遗产的敬畏与珍视。而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可能要对最终的实施方案采取多元的观察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政府提出“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北京城市规划的总体定位基本确定。尤其在全国上下对“新北京”充满期待的氛围下,诸如龙须沟的改造、城市垃圾的清理、自来水供应的解决等,都是民生工程。民生在此时的声音似乎压倒了“保城派”。循此逻辑,我们对拆除城墙豁口开辟道路就更容易理解了。

  此外,不能忽略的更重要的背景——苏联因素。从档案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市规划是以上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为蓝本的。随着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从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到1957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苏联专家的意见基本主导了此后的发展方向。如草案中规定,北京除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外,“特别要将其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而后一方案中发展大工业的思想更为突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

  孔先生提到的刘少奇的“拆城指示”,联系到刘少奇的留苏背景,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另外,方案中“对于古代建筑物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这正是后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与都市委员会座谈时提出的原则,虽然梁思成并不认同。再如,一份苏联专家的建议指出,“在新市区建筑文化、生活房屋和技术设备的费用,比旧城拆毁和迁移居民的费用要多。根据莫斯科的经验,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价,而且在旧城可利用已有的文化与生活设施。”这等于是否决了“梁陈方案”。因此,考虑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的改造过程,中央与北京市政府、梁思成及其“保城派”、苏联专家均是重要的参与方,而苏联方案是最后的胜出者。

  正是在此种思路下,北京的城楼、城墙均被视为新城改造的阻碍物,老北京城终于成为过去。□李扬

1921,正阳门全貌(东面)。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1921,正阳门全貌(东面)。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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