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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樽最早见于战国,盛行于汉晋

酒文化


“金樽”,“樽”同“尊”,形声。从木,从尊,尊亦声。“尊”,本义为推崇好酒。“木”与“尊”合起来表示盛装名酒的木容器,为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具。上图中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原名鎏金奁,通高19.5厘米,口径20厘米。樽体呈圆筒状,子母口,口上承盖;直腹、平底、下附三个蹲熊足。器身通体鎏金,饰三组旋纹,旋纹间饰两周鎏金花纹带,以自然的白铜为衬地;鎏金图案为繁密而流畅的金色流云纹,珍禽瑞兽出没云气间,形象可辨者有羽人、仙鹿、朱雀、应龙、飞雁、展翅独角兽等。两侧饰有对称铺首衔环耳,器内壁涂一层朱漆,以美化器物;盖隆起,顶部有一环状窄凸棱,环内正中有一小孔,盖中部饰等距离的三个小圆孔;器物因部位不同分别施以鎏金、刻划、焊接等工艺纹饰流畅而有生气,雕刻精细。

历代骚人墨客结缘金樽,饮酒抒怀。汉乐府《陇西行》:“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应玚》:“列坐荫华榱,金樽盈清醑。”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北宋著名隐士林逋的《山园小梅》:“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与金樽。”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乾隆皇帝曾“御临”李白《前有一樽酒行》诗句,刻于河北天津蓟县乾隆行宫“独乐堂”碑廊;雍正皇帝第五子和亲王弘昼亦曾留下成名作《金樽吟》:“世事无常耽金樽,杯杯台郎醉红尘。人生难得一知己,推杯换盏话古今。”“洞明世事耽酒味”,请吃喝与被请吃喝,要谨防“陷阱”喽!而汉乐府《陇西行》的“清白各异樽”,是指装着清酒、白酒的桶形樽和盆形樽。谢灵运、李白等诗歌的金樽,则是鎏金铜樽。如图2所示,就是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鎏金铜樽。

酒樽最早见于战国,盛行于汉晋。当时上流社会常置于席、案,饮宴时先将贮藏在瓮、壶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然后奉客。考古中两汉墓出土的彩绘陶樽、鎏金铜樽、玉酒樽、绿釉酒樽、漆木器酒樽均有发现,然厘定其器名不统一。因酒樽形似“奁”(lián),有圆形(直壁,有盖)、长方形、多边形,大多分层,流行于战国至唐、宋间,故而专家定名“奁”。1962年山西右玉大川村出土2件,器口与盖下子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铜温酒樽为筒状、有盖、三兽足;另有1件为盆状鎏金兽足酒樽。从此其樽铭文定名得以确定,可知鎏金铜酒樽除盛酒外,还用作温酒。两汉时期帝王诸侯等贵族使用的珍奇铜器上常施以鎏金工艺,《史记·封禅书》: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曾说“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阐则不死。”汉代统治者使用鎏金青铜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奢侈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延年益寿、封阐成仙。

南阳,简称“宛”,是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有“南都”、“帝乡”、“陪都”之称。《汉书·食货志下》:“今开赊贷,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都城)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当年的南阳为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第二大城市,南阳汉画馆珍藏的3000多块两汉画像石可为佐证。

1933年4月,这件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出土于南阳县石桥镇南门外东汉墓,被民众教育馆征得。抗战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刘玉奇同志为保护该樽,曾携樽流亡各地。解放后,此樽由民众教育馆移交南阳市文化馆,定名“鎏金奁”,后改名“鎏金熊足铜樽”。1959年10月,南阳市博物馆成立,此器被移交南阳市博物馆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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