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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收藏的眼光和责任

收藏天地

本报记者 严长元 高素娜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我国各级美术馆、画院等机构也越来越重视艺术品收藏,然而,这些藏品都是好作品吗?国有机构的收藏有没有标准?什么样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值得关注?艺术机构应持怎样的收藏态度?这些藏品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价值?……

  美术馆首先应该持有一种为公众、为艺术家服务的态度,而不是高高在上、耍官腔。美术馆应该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展览水平,在艺术管理和日常工作中注重服务意识和服务品质,完善服务措施、改进服务方式,不断强化自身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的公益性和服务性。以上做好了,捐赠自然就来了。

  ——王明明

  北京画院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专业画院,在长达60年的历史中,它对北京画坛及20世纪中国经典艺术的展示、研究与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成立10余年的北京画院美术馆,正是在北京画院数十年的储备与收藏中奠定了基础与方向,逐渐成为一座呈现齐白石艺术与20世纪中国经典艺术的重要场所,并于2010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重点美术馆”称号。日前,记者专访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请他介绍参与国家收藏的相关经验,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用美术史的“眼光”查漏补缺

  有别于故宫博物院以古代艺术品收藏为主,中国美术馆以近现代及当代艺术品收藏为主,北京画院建立了自己特色的收藏体系,即关注北京画坛及20世纪中国经典艺术。这一体系的建立,在深度方面可以使所有藏品环环相扣,便于传达艺术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在广度方面则基本涵盖了能够体现机构宗旨的重要艺术家和重要作品。

  美术文化周刊:北京画院历来重视精品的收藏以及藏品的艺术与文化价值,请你介绍下收藏心得。

  王明明:北京画院藏有齐白石的各类珍品近2000件,种类之丰、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此外,北京画院还藏有20世纪北京画坛以及中国美术极具代表的经典作品、古代及现当代著名画家的优秀作品,并代为收藏了李可染家属所捐赠的百余件作品。我们历来重视对经典艺术的研究与传播,所以在藏品征集方面也主张“厚古薄今”,即重视已故艺术家的研究,重视许多被历史遗忘的艺术家的研究,尝试从不同角度挖掘他们及其作品尚未被社会所认识和接受的新价值,使他们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进而推动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拓展。

  我们非常感谢和感叹北京画院的那些前辈艺术家、领导很有眼光,否则不会有这么多重要的藏品。所以对于收藏机构来说,“眼光”非常重要,否则所藏的作品很可能被历史淘汰。在衡量一件作品是否值得收藏时,收藏机构应该站在美术史的角度去审视艺术家,看他的作品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在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等。而什么是美术史呢?真正的美术史是以这个时代领先的艺术家为标志的,中国的美术史往往是一个美术运动史,它当时发生了什么美术争论,产生了什么流派,流派里有什么人等都值得关注。比如,以省级美术馆来说,首先应该梳理本省近百年来的艺术大家,由此对藏品进行查漏补缺,而不是将目光盯在各种美展上,否则就是滥竽充数。

  美术文化周刊:目前,越来越多的艺术机构认识到了收藏的必要性,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扩充自己的库房,但困于经费有限又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北京画院的藏品来源有哪些?是否也有来自于艺术市场的作品?

  王明明:北京画院的收藏范围很广,许多曾在北京画院工作过的著名老画家去世后,作品没有适当的保管场所,我们首先就会拨出一定的经费将这些作品收藏。同时,我们还有目的、有计划地收藏了北京画院院外画师的作品,并广泛收藏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老画家的作品、中青年画家的代表作。除以征集、采集、交换、接受捐赠等方式获得藏品外,从拍卖市场、藏家等处购买在当代美术史上具有收藏意义的作品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收藏方式。比如,沈尧伊历经6年创作完成的长篇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堪称20世纪连环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研究20世纪中期以来主题性创作的重要材料之一,因此我们志在必得,我们与沈尧伊先生反复协商,他毅然从拍卖中取回作品捐给北京画院,画院给予一些收藏费。再如,周思聪晚年最后一件李可染先生的白描画像,也是非常罕见和稀有的作品,具有学术价值,也在拍场中竞得。2003年至2008年北京画院举办六届“北京风韵”展,从近千件作品中收藏精品250余件,充实了现代艺术家的作品。

  总体来看,北京画院在艺术市场中花了很少的钱却收获了很多京派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市场上不被人重视,可是对我们的研究却非常重要,因为从美术史上看,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我们的研究序列就不够完整。比如金城、叶恭绰等民国时期很重要的几位京派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很少,也非常散,形成不了系列,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收集和充实。

  当然,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画家的主动捐赠,这也需要从美术史的角度去斟酌,而不是来者不拒。事实证明,如果不站在美术史的角度收藏,钱很可能白花。尤其是追市场、追潮流、追高价、追炒作的收藏方式很不可取,过了这个时代,这些藏品极有可能就是一堆废纸。

  用心服务,好作品会主动找你

  随着经济的发展,私人藏家近年来通过拍卖会表现出强劲购买力,将许多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术品变成与“国家收藏”相并行的“私人收藏”。而对艺术家来说,“国家收藏”神圣化的概念也正日渐减弱,因此,一些重要作品一直藏于个人手中,没有进入公立美术馆的藏品序列。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提升美术馆的收藏数量与质量,这给美术机构提出了问题。

  美术文化周刊:十几年前,中国的美术馆可能不需要花费太多收藏费,就能有许多重要收藏。但今天,美术馆的年度和专项收藏费增加了很多,有时却也只能是望作品兴叹,一年中有限的收藏费可能买不到一件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吸引艺术家捐赠呢?

  王明明:美术馆首先应该持有一种为公众、为艺术家服务的态度,而不是高高在上、耍官腔。美术馆应该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展览水平,在艺术管理和日常工作中注重服务意识和服务品质,完善服务措施、改进服务方式,不断强化自身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的公益性和服务性。以上做好了,捐赠自然就来了。北京画院美术馆已做了40余次“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从不主动向对方要作品,而是注重展览的服务性和研究性,反而获得了艺术家家属的尊重、信任和慷慨捐赠。很多艺术家之所以捐献作品,就是感动于我们的诚意和服务。而对于这些家属的捐赠义举,我们也必须端正态度,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不仅让作品有一个好的归宿,还要保管好、研究好、利用好、宣传好。

  当前,很多知名艺术家或家属已经认识到作品最好的归宿是美术馆,但还没有考虑好具体将作品捐赠给哪所美术馆,这就需要我们提前好多年去服务。所以,艺术机构的管理者应该用心去和艺术家及其家属交流,任何事情,只要我们注入了情感,真诚地付出,对方就会被感动。所以在捐赠问题上,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工作模式,除了主动联络,还要踏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美术文化周刊:你谈到了美术馆应该注重服务意识、服务品质,改进服务方式,那么从收藏的角度来讲具体要如何做呢?

  王明明:美术馆或其他收藏机构对于收藏品涉及两项工作,一是要清点藏品,二是要展示藏品。北京画院的收藏历史已有数十年,但当年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展示。这数十年中,各个画院做得都不太好,有的只是收进来,藏品有可能一辈子都再没有打开,我们画院也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我2000年主持北京画院工作后,进库房整理齐白石的作品时,发现包裹作品的柳条包还没有开封过,这说明,我们这些收藏单位之前是不注重研究和展示的,或者说研究和展示得很不够。收藏机构应该有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要经常将作品展示于人。

  这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艺术家如何选择美术馆进行捐赠?如果从捐赠者的角度讲,我建议艺术家或家属应该将作品以某个美术馆为主,有针对性地捐给多个美术馆,也就是俗语说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这样可以增加捐赠作品的利用率和曝光率。因为如果艺术家毕生的作品都捐给了某一个美术馆,而此美术馆既没有更多的场地来展示,又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研究,那这些作品只能慢慢沉寂下去。

  因此,艺术家或家属在捐赠之初就应该与美术馆达成协议,明确藏品的展示方式和时间,并保持与美术馆的互动交流,督促美术馆履行承诺。

  走出去

  吸引国外观众进入解读系统

  近年来,随着文化部推出“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各地美术馆的藏品进入公众视线,但同时也引发了民众对于馆藏作品出镜率到底有多少的追问。美术馆的藏品利用率受到质疑,部分美术馆作品入藏便被尘封,缺研究少展示,修复、保管情况不佳等也会受公众指责。

  美术文化周刊:国家收藏的目的不是藏入深闺、束之高阁,而是要加强利用,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藏品的有效利用您有何建议?

  王明明:首先美术馆应该做好学术规划,开展系统性研究工作。美术馆集典藏、展示、教育、研究、观众体验于一身,它处在时代发展的思想前沿,并与社会实践和社会思潮密切交织。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做追寻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反省和批评的最佳现场。这样一来,美术馆便在文化建设的浪潮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并肩负起不容推卸的责任,而美术馆的学术定位与学术形象的鲜明与否,则需要取决于学术决策机构的思想深度、学术理念以及文化洞察力。所以,美术馆应在自己藏品的基础上,着眼于对文化历史积淀的再梳理。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研究专著,举办学术研讨会、公众讲座等活动来提升学术影响力。十几年来,北京画院不仅对齐白石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先后出版了十几本画册文集,而且把所有藏品都整理了一遍,出版了北京画院藏山水、花鸟、人物等精品集,还包括许多艺术家的研究集册等。同时,我们还扩大了研究队伍,结合研究成果策划了很多展览。目前研究部是全院最大的部门,这些研究人员撰写的藏品分析发表在不同刊物,使藏品不断去和观众见面。因此,我们对藏品的利用在社会上反响巨大。

  其次,美术馆还应该注重馆际交流。通过巡展的方式,与不同地区的美术馆交流合作,扩大作品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从而延伸展览空间,有效弥补美术馆由于展场面积所带来的制约。美术馆在未来几年,应向专业化、精品化方面迈进,使其日趋成为一个专业性更强、学术性更高、影响力更广泛的现代造型艺术博物馆。

  美术文化周刊:馆际交流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业内的肯定和支持,北京画院美术馆在这方面有何经验?

  王明明:馆际交流包含国内、国外两个部分。国内方面,我们采取交流展、巡展的方式,把北京画院的藏品和展览推广到其他美术馆、博物馆,同时也接纳其他美术馆优秀展览来展。同时,在展览的合作模式上不断寻找新的合作点,在原有的与艺术机构、家属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了与各博物馆的合作,推出几个具有研究性的艺术展,力图为公众带来更好的作品和展览。

  国际方面,我们通过展览、论坛或其他活动,加强文化的交流与互融,促进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又以文化传道者的身份,将有价值的艺术形式与文化信息呈现给国内观众,达到吸收、融合、输出多重功能。如2014年在澳门举办“齐白石艺术展”、2014年与香港水墨创意会联合举办“香港当代水墨艺术展”、与日本南画院联合举办“第九回中日交流联合展”,2015年与匈牙利国家美术馆等联合举办“蒙卡奇和他的时代:世纪之交的匈牙利艺术”“天然之趣——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精品展”等,促进国际上对中国艺术更为深度和立体的了解。明年将在希腊、捷克举办“齐白石艺术展”,通过与国外美术馆的交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新情况,交换新思想,学习国际先进的办展经验,促进专业人员和研究课题的相互探讨,同时还能汇集、引进各国资源,开阔观众眼界,实现对国际经典与新兴艺术的展示和传播。

  中国优秀对外文化的输出,是当前美术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意义在于通过美术馆深入的研究,向世界呈现经典中国艺术的同时,使国外观众进入我们的解读系统,而不再是欣赏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艺术。“文化走出去”,需要一个个具体的机构用心去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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