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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贡品秘色瓷

贡品知识

倘若,釉色偏黄果真是一种缺陷,情急之下一时又找不到替代物,那么,金银其外,败色其中,出于无奈,这也符合逻辑。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如两晋越窑鸡首壶、东晋越窑褐斑蛙樽、南朝越窑刻花莲瓣罐皆有目共睹,唐代就更普遍了。何故“置官监窑”后的“秘色”反倒逊于民间瓷,合格品少到了乃至皇上也陷入“以次充好”的尴尬境地?尤其在长达一年的佛骨迎奉筹备期间竟没能烧出二件釉色不黄的贡瓷补数。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其中一件錾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字样的银薰炉重三百八十两;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欺世盗名,徒冒天下大不韪。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同时还受所处时代和环境制约,譬如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古人崇粉,今人重梅,不尽相同。以天青色为基调的宋官窑而言,在烧造的200年过程中有月白、翠青、油灰、粉青、灰青之别,这些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也簇汇成一组庞大的“官釉”系列。有滋有味品出高低的是现代人,确切地说,是受近代价值观左右,况且又只在乎于一、二种“颜色”,谈不上美学。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进而再时光倒流至唐代,认定采取了“装饰方法补救”,则有悖于历史,也有失于公正。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被我们忽视了。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一年(712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古现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从这则资料推断,唐代,瓷器在“始尚”之初由于在人们概念中不如金属器来得贵重,尤其唐代上层部分人士仍比较看重并习惯使用金银铜器,导致瓷器的实际应用在开初阶段并不顺利,也无法与贵金属抗衡。因此,秘色瓷的造型模仿金银器,称谓冠金银名,甚至不惜用金银作装饰在当时就有了必要,连釉色也趋于“金銮殿”(首创于唐代大明宫)之偏黄重彩。所以秘色瓷的釉色,反映出唐人独特的审美取向。 

被错解的唐代证词 
最早提到“秘色”一词的是晚唐诗人陆龟蒙(?-881年)。在题为《秘色越器》的诗篇中他吟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词意中我们感受到,秘色很美,宛如远山秋色,充满绿意野趣。可惜,这首诗,任凭众人解读千百回,每每提取的仅“秘色”与“翠色”几个字。于是,顶顶要紧的深秋季节“越窑开”时“千峰翠色来”的无限美景,在年代久远的回荡声中被彻底误解,最终,“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便心安理得地成了今日孤零零的一片翠色和一汪春水。 
陆龟蒙万万没有料到,他一个不留神,竟把人们引入了湖边一隅。倘若他意识到“秘色越器”词句将万世传诵并被陶瓷学界广泛引证为据,想来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在当初附上一注的,这样,大可引得人们如同领略画家笔下“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般,来读懂他诗意中气象万新的千重色度。其结果,自然就会大不一样。 
在众多赞赏越瓯的唐代吟赋中,被誉为“茶神”的陆羽(733-约804年)所著《茶经》当数份量最重,评价最透彻。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平心而论,陆羽的识鉴恰到好处。他对瓷业很在行,一口气点出7个窑口。也精于此道,在将鼎窑与越窑作了区别之后,又单单列举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窑与青瓷领头羊的越窑作强强比较,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说不谋而合。但是,凭着直觉,陆羽更爱越瓷。爱在什么地方?陆羽说:在釉质,在光泽,在呈色上,即“类玉”、“类冰”、“青而茶色绿”。陆羽的比喻实在精到无比。由几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结晶上竟拥有天地间三宝:它滋润绚丽像块美玉;又晶莹可鉴赛过薄冰;间或还伴有透心凉爽秀色可餐的青绿。而这等美瓷,视作通灵宝物,言为秘色瓷器,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可惜,秘色瓷这个新名词的发明权不属于陆羽,这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当时陆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越州精品,亦即后来所谓的“秘色越器”。 
生卒年月先于陆龟蒙的陆羽,堪称“瓷神”。试想,在交通不便,资料匮乏的中古时期,一个能以独到见地对跨度为现时六省所辖窑口的各式瓷“瓯”作出旷世评价的,不属“鉴赏家”、“瓷神”一类人物,又该作何论?可是,陆羽注定只能是“茶神”,我们也注定要在“秘色”上转圈圈一千年。即便他近乎天使般神觉的“类冰”、“类玉”词,已采用了可见深度和富有思维形象的字眼予以充分表述,而且他概括为主要特征的“类冰类玉”四个汉字,也世世代代地被人们无处不至地引用。然而,人们终究没能把陆羽的“类玉类冰”句与“秘色瓷”特性予以真正的划时代联结。于是,自打把诗人眼见之色与鉴赏家手中之物统统错觉错位的一刻起,世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辕北辙之中。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所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嵫《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翔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鲳墓、施家山钱元鲳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阵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笔者认为,秘色瓷的创烧年代尚可再早些,应当追溯至陆羽中晚年所处的时代,即八世纪末的中唐晚期。理由是陆羽记入《茶经》的“类玉、类冰、瓷青而茶色绿”之越瓯,实际上是一种地道的秘色瓷。 
笔者还以为,秘色瓷的“秘”,渊源于烧窑上的厘钵单件装烧工艺,并非色之纯粹。秘色瓷的色,色彩纷呈各显其妙,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显示真“秘”,那也属“天成”之趣,即窑技上的“奇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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