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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巨族乔致庸

十大名商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电视剧中的陆玉菡是虚构的,6妻中,根本就没有陆氏,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中国 乔致庸
清代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代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父亲是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   乔致庸曾先后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育有六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其中三儿子乔景俨在乔致庸晚年时当家。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2006年开始在中国大陆上映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讲述了乔致庸的经商史。其中男主角乔致庸由陈建斌扮演。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    乔致庸
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汇通天下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儒商大道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孙, 乔致庸
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乔景仪、孙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 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这时“在中堂 ”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诚恳,处世随和。由于他善于谋划和经营,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家大院里面乔致庸的赞文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 "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    乔致庸
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性格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 乔家大院
面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 损人欲以复天理 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 子孙贤,族将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 乔致庸
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创办的银号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    乔家大院
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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