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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彤贤:59岁开始创业的激情老头

创业故事

 59岁才开始创业的管彤贤丰富了“中国制造”的涵义,通过企业放大了自己的家国情怀。管彤贤说:我做企业的要点就是“不拘一格”、“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

 他是个老头。76岁。

 他又是个新锐。1992年他才在上海创立振华港机(现更名为振华重工),17年由零开始,如今销售额超过350亿元,所生产的港口集装箱起重机不依靠价格优势,进入73个国家和地区,所向披靡,占据同行业全球市场78%份额,将市场由买方变为卖方。

 他要在美国请律师以诽谤罪起诉CNN主持人卡弗蒂,因为此人“集无知、傲慢、愚昧于一身”,把中国产品说成“垃圾”。公司一年拿出5000多万搞慈善,条件是绝不接受表彰,不登报,不署名。

 在上海浦东一座老旧的办公楼,振华重工(600320.SH)总裁管彤贤从一排书架后绕出来,眼镜厚如瓶底,仍遮不住又重又宽的眉毛。他一张口,纯正的京腔,和许多老人一样,世故、精明、倔强,不断提醒你他和这栋楼的年纪。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公司的朝气。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我过去的生活有幸运也有倒霉,得意过也落魄过,但总的来说,在上海这17年最有价值,没有虚度,也就是说,59岁以后的生活才最有意义。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上没有做生意的,至于家世,我从不愿意回忆,当年的破落地主,书香门第,后来总会经历很多磨难,不提也罢。小时候,我住在西城,七十年前的北京和你现在看到的不一样,如今北京城都废了,我回去也找不到老宅子。唯一的相同点是,它还是个巨大的消费城市,当年就是这样,江南的粮食和绸缎都要运过来。

 那时北京还有老秀才、老进士,我就跟着他们念书,学学唐诗宋词,听他们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一代知识分子功底深厚,还产生了许多大师级人物,像胡适、陈独秀,都是学问好,又有胆气,是闯将。今天很多人做学问差些火候,像于丹讲的东西,老先生如果听了,会笑的。

 1951年我考入了北京工学院,这是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我是建国后第二批大学生,当时大学生目的都很单纯,读书就为了祖国建设,一点不含糊。虽然是工科,气氛也很活跃,晚上熄灯之后每人都要背一首诗,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再说。古典文学中的美,那时慢慢体会到,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何等飘逸潇洒,“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几句话,人生都点透了。

 毕业后我分配到交通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那一年我24岁,毕业刚刚两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心情很苦闷。后来我被送到黑龙江东部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参加劳动改造,那已经是中苏边境。下放的右派,比留在北京的右派日子好过,周围都是一样的人,不寂寞,也没有人歧视你。北大荒当年是很美丽的地方,一望无垠的草原,草能喂牲口,盖房,铺床,我们的生命也和草一样卑微,但是旺盛、顽强。刚到北大荒的时候,大家都弱不禁风,出来之后身体倒好了,就像孙猴子,在太上老君的炉里炼一炼,没有炼化,反而长了本事。

 我这个人,一生不欠情,唯一欠的就是我的母亲。她让我懂得坚强,我落难时,身边许多人都和我划清了关系,只有她没抛弃我。老太太活到101岁,2002年刚去世,生病的时候我在上海,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回到交通部,也没有其他选择,除非留在北大荒继续种地。经过这段岁月,我对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有了真正理解,“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篇东西,经历浅薄的人读不懂。另一个发现是,我们的国家自我纠错能力很强,60年前,它面临土崩瓦解,30年前,它也摇摇欲坠,但都站住了。

 从此之后我一直在交通部,1992年59岁在水运司、中港总公司船机处做处长,仕途上不算成功。有些报道说我面临退休才选择的去做企业,其实不然。当时交通部对退休没有硬性要求,我可以一直做下去,只是觉得壮志未酬,想干点实事,就来了上海。我对港口比较熟悉,常和人说为什么中国老买外国人的港口起重机,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产品,讲了很多豪言壮语。就是为了鼓舞人心,谈不上自信,当时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世界的需求,没想到就一步步做下来了。对我这么大年龄创业,没有人反对,咱们国家的事往往是这样,除非两个人有私人恩怨,否则谁也不会公开反对谁,但是谁也不支持谁。

 小平南巡是我们创业时看不到的一个背景,没有小平南巡,我们无法在浦东立足。当时小平很着急,觉得步子慢,建国60年,真正的商品经济是从小平南巡之后开始的,为我们创造了环境。

  经营要诀:不拘一格,朝令夕改

 交通部同意了管彤贤的申请,通过香港的一家合资子公司投资50万美元,上海港机厂又以一块地皮作价50万美元,成立了注册资金100万美元的中外合资企业。管彤贤带着从港机厂分拨过来的十几个人,在浦东租了三间简陋办公室。振华是个独特的国企,成长中可谓“没喝国家一口奶”,与民营企业无异,它的管理也与国企大不相同,管彤贤至今不要个人办公室,严令“今日事今日毕”,绝不许文件过夜。然而,他从未考虑过企业改制,至今公司大股东仍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包括他在内的企业高管,既没有股份,也不拿高工资。振华深深打上了管个人风格的烙印,他有十四个副总裁,但实际相当于他的十四个助手,从公司自制的“可乐”配方到重大投资,无一不需要他拍板。

 我为什么敢进入这个行业?港口起重机的特点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过去主要生产商来自美、日、德、韩,它们技术和资金都不缺,但造一台设备同时要几千个员工,在人力成本上没有竞争优势。而对越南、非洲来说,人力虽然丰富,又没有技术基础,唯有中国具备傲视群雄的可能。

 话是这么说,开始的时候,我既缺钱又缺人,所有高管都是骑自行车上班,唯一的轿车用来接送客人,请客吃饭就在街边的大排档,办公室的柜子都是吊在墙上,不能落地,否则桌子就没法摆。

 最初我们曾在新加坡参加投标,连续5次,一次也不中,我深深感到中国制造业缺乏品牌。港口机械是耐用工业品,用户看中的首先是品牌,而不是价格。品牌代表了你的质量,它从哪里来?这个行业不需要打广告,只要有大的港口用你的产品,就是最好的广告。后来我们在加拿大打开了缺口,也是通过招投标。最初我们靠的还是价格,和我们价位同样低的还有一家南斯拉夫企业,一看那儿都快打起来了,人家没敢买,把项目给了我们,这是我们卖出的第一台设备,卖了546万美元,比行价大约便宜四分之一。让了些利润,可也不是太离谱。后来我们的第一千台机器还是卖给加拿大,也还是这个价格,承担了200多万美元的差价,感谢他们把我们带进国际市场,这是中国的传统,饮水思源。

 加拿大买了我们的东西,震惊全世界,每天都有其他港口的人去那参观,看中国的产品用不用得住。现在我们不需要通过价格抢订单了,鹿特丹港号称“欧洲门户”,它的Euromax自动化码头2亿欧元的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竞标时,奥地利一家集装箱起重机厂的报价比我们至少低5%,但鹿特丹港还是选择了我们。

 做企业,许多路难免是被逼着撞出来的。最初我们在运输上老被人卡脖子。港机装在船上,有七八十米高,当时世界上只有一家专业船公司能运输这种产品,从上海运往温哥华,第一次和我们要价95万美元,第二次要100万美元,第三次要150万美元,条件还越来越苛刻,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改造运煤炭的船和油轮,自建船队。

 企业发展中总会有突然跳出来的机遇。去年我们的船振华四号在全世界替公司扬了名,这是商船首次击退索马里海盗。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偶然。为了让起重机装卸方便,我们买来的船都将型深从18米改造到13米,生活驾驶区和主甲板差5到6米,海盗不知道,以为爬上来就进驾驶室了,其实只能到第一层甲板,那批海盗又没穿鞋,让我们用啤酒瓶就砸跑了。但偶然中有必然,必然的就是十七年来培养的创新能力,要是我们没有能力改造船,也就束手就擒了。

 说实在的,当年没想过会做这么大,我们是在装备制造业的“中国世纪”揭开帷幕时站在舞台上的。我做企业的要点就是“不拘一格”、“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1997年上市时,我最初不同意,觉得没什么用,上海方面动员我,让我签字也就签了,心里并不太认同,但后来很快发现上市的好处,这就是“不拘一格”,不能自己捆住自己。上市后融资渠道丰富了,监管更透明,而且可以顶住压力。别忘了,我们仍是国有企业,上市之后,领导让你做又不该做的事,可以拿股民做挡箭牌。

 我从没请过咨询公司,企业的事,外人都是雾里看花,也没请过经济学家诊脉,如今经济学家都越来越慎重了,在经济学上说实话不容易啊,说深一点,就涉及到制度。

 当然,关起门来不行,我们常常组织去其他公司交流。比如三一重工,我去过几次,这个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创新能力强,梁稳根和他的几位高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气,值得我们学习。三一他们有一部分股权投资,这些事我们倒不羡慕,不是说人家那样做不好,只是“钱生钱”的事我们做不了。

 这些年来,政策层面对工商界最大的支持,是出台了《公司法》。公司法没有规定党管企业的干部,企业属于谁?应属于出资人,即股东所有,总裁对董事会和股东会负责,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新三会,这才是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主体,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是老三会,它只是一种民主决策形式。

 恕我直言,企业里不能搞民主决策。毛泽东有句话我是赞同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不能决定企业兴衰。在企业内少数不能服从多数,否则,不能盈利、发不出工资,谁负责?我按照公司法设立了工会,但是不设职代会,即便将来需设,也只是民意机构,不是权力机构。

 什么是工业企业最应该想的问题?第一是市场,第二是市场,第三还是市场。三十年前,我听马洪同志做报告,讲到企业的产品要吃着一个拿着一个想着一个,极有道理,但至今一般的国有企业还做不到,因为不能迅速根据变化的市场进行修正。

 前年北京有一批司局级领导来长兴岛参观,问我振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讲笑话:“就是因为离你们远。”没想到他们还写到总结里了。事实上,某些人仍始终不忘“管下面”,要填的报表要50多种,其实领导根本不看,没有用。

 我们没想过改制,经营是活的辩证法,没这块国有的牌子,地方上也不认你。公司高管不拿高工资,职工收入差别也不大。领导工资是白领平均工资的2.5倍,我也不担心高管会因此跑掉,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目前做的确实是个事业,吸引人。第二,也没地方跑,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人过了四十岁,重新起个头很难弯下腰去。另外,我们有一系列解决方法,比如“振华功臣基金”,保证高管退休后生活水平不降低。

 制造业要找高管,文武双全的少,这是历史原因。公司有一批学历不高的“绿林好汉”一直任基地领导,用好这批人,公司事业才能有成,一台起重机近2000吨,高70米,不是“行伍出身”,镇不住。

 对蓝领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公司特别关心,怎么个关心法,我说了不一定真实,你自己去基地看,从宿舍到厕所,会发现我们都很用心。我本人有很长时间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想什么,现在虽然盈利不多,比下有余,不能“为富不仁”。

 

  再创业

 长兴岛,遥遥可见海天之间的钢铁巨人,两臂伸展。在振华基地中,“大”是必不可少的形容词。数万工人围着几十台机器爬上爬下,敲敲打打。尽管是外向型企业,却看不到经济危机的阴影。

 然而,尽管历尽风霜,管彤贤内心深处也感觉到这个槛不寻常。他已启动了二次创业计划,向大型钢结构和海工产品转型,2009年5月,甚至为此将振华港机更名为振华重工。他没有退休的念头,还要再次惊险一跃。

 去年波罗的海海运指数由1万余急降到1千余,海运重创,数家航运企业进入困境,造船企业今年尚好,明年订单也会下降,而中国的大港口码头,例如天津、上海、广州、大连,因航运低迷,估计1-2年中都不会有新投资。国外的大港口建设也都在收缩中,这些都对振华的主产品集装箱机械有一定影响。

 幸运的是,多年来公司产品主要外销,在同业竞争、汇率波动、通胀等折磨中过日子,可算是久经考验,去年合同出口额34亿美元买定了远期保值,等于多赚了7个亿。我们的产品多为大码头基建工程所需,酝酿和设计环评要4-5年,这些项目有政府背景,一经启动,停不下来。另外,日美欧的对手一个个被击败,我们现在涨点价,只要合情合理,用户不会有异议。

 问题是港口集装箱机械的全球盘子有限,振华已经占到了78%,向上的空间看得到,要抓紧机遇加速开发钢结构和海工市场,仅海工,一年全球就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投入,足够吃了。1958年毛主席提出过“以钢为纲”,当时是天真幻想,今天我们真正做到“以钢为纲”了,把钢降伏了,以钢为主体,不愁没饭吃。最近我们签了一个大海工项目,是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合同,22亿美元,名义上是和西班牙签的,实际是和伊朗。拿到它很不容易,韩国和日本都在背后争,如果没有中信保和国开行出场支持,我们也不敢做,带着钱去卖东西是解决当前市场不振的好办法。

 有人觉得和伊朗做生意风险太大,但其实是最安全的,它有油,不愁还不了账,另外,它崇信真主,真主告诉它欠钱要还。

 要维持企业转型的动力,还是要持续创新,而要创新,就要永远保持学习的状态。我最喜欢送给人书,《中国通史》,每个高管都有一套,还把400年来最好芭蕾舞、音乐剧的版权也都买下来,刻成光盘送给他们,你要拿得动,也带走一套。它们不一定直接与业务有关,但都能开阔眼界和胸怀。年轻时,我想看这些东西,却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时间,只能每天看文件了。

 这一辈子,我没有崇拜的人。李鸿章、曾国藩、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骞都很了不起,有济世之心,也有济世之才,我很欣赏他们,但谈不上崇拜。如果说信仰的理论,大多都与自然科学有关。能被实践证明的东西,容易被人信仰,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自然科学离“真实”近一点,我一生钟爱“真实”二字,有人送我一本溥仪的日记,我一问是1914年写的,就要了,因为之后他写的日记,都被粉饰过了,没有价值。

 之前有人希望我下台,觉得我年龄太大了,金融风暴一来,没人这样说了,需要我这样一个人稳住舵。不过,我终究是要退休的,就是找个满意的接班人太难了,也有一种可能,一旦我离开了,他们的本事也就自然施展开了。

 “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

 这是昆剧《班昭》的唱词,我常念给同事听,做学问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能明白这四句话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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