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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学研究员祝勇:写故宫,所有戏说都是胡说

传统文化研究

祝勇,起初是反抗传统散文的“新散文”干将;其后,他转身做起纪录片,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为《辛亥》、《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大型纪录片做总撰稿。2011年,他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

无论是写古建筑还是故宫珍品,祝勇的写作始终围绕历史背后的人事细细展开。继《故宫的风花雪月》之后,他即将推出新作《故宫的隐秘角落》,继续身处历史现场、潜心文化散文的探索。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0年,祝勇的部分新作品也将一一面世。借此机会,羊城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故宫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过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

羊城晚报:最近出版的《故宫记》中收录了你关于中国古建筑的散文,你在序言中写道:“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长出的精神植物。”凸显建筑的精神内涵,这好像是你写作中一以贯之的风格?

祝勇:每看到一幢古建筑,我的心里都会升起一种异样的感情。我会想到曾经在里面住过人,在里面流过的岁月。在我心里,建筑是时光的容器,也是情感的容器,不论是像故宫这样恢弘壮丽的皇家建筑,还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场,都是这样。

我生长在东北沈阳的一幢日式小洋楼里,小小的三层楼,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后,是窄窄的木制楼梯,小时候,我常在那陡陡的木楼梯上爬来爬去。很多年后回到沈阳,我很想再去看看那座小洋楼,重新踏上木楼梯。但遗憾的是,那座小洋楼连同周围的一片民国建筑,都早已被铲平了,原地盖起一座高楼。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好像自己的回忆之路都被铲断了,我变成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所以我很理解写过《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不愿意再回北京的那种感受——城墙都被拆了,还回来干什么呢?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话被说滥了,但我仍然觉得它很准确。因为建筑会煽动起一个人的感情,是每个人内心的一部分。有一次与作家宁肯谈西藏,他说布达拉宫像架在高山顶上的一台钢琴,这话一下就触动了我,没有比这更凝炼的表达了。

羊城晚报:所以你笔下的故宫也是充满人情的。

祝勇:对,故宫也一样。它威严、壮丽,让人望而生畏,但它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过它的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而已。无论皇帝、嫔妃,还是太监、宫女,他们也都是人,会喘气,有情感,所以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把历史人物当人看。他们在宫殿里经历过一遍遍的春秋,人世的沧桑、国家的兴灭,都被建筑所见证。所谓“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所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或许只有面对浩大的宫殿,才能真正理解这样的喟叹。所以,对建筑的书写与研究,不仅仅是建筑学的事,也是历史学、文学的事,因为建筑的内涵太丰富、太复杂,它牵动历史,牵动情感。

羊城晚报:“祝勇文化笔记”系列中的《再见,老房子》、《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等文章,都可见你不拘一格地将建筑、空间、历史等等凝聚于笔端,这也是你所说的“跨文体写作”实践吗?

祝勇:这些写作,都是“跨文体写作”,不仅需要文学写作的能力,更需要一个综合的知识结构,比如对历史、建筑、民俗、艺术等的了解,它需要综合能力。现在许多作家知识面太窄,只会编故事,而许多学者只会用学术八股写文章,都有局限性。能跨越二者,并不容易。

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

羊城晚报:解读故宫所藏书画作品的文章很多,你的解读方式有何不同?

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这本书中涉及的艺术品都是经典性的,像王羲之《兰亭序》、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这些艺术珍品不过是我透视历史的一个“视窗”,从那一扇扇美轮美奂的窗子望出去,我看到的是各种历史事件中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看到个人与时代的纠结以及复杂的人性。

一切历史,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历史,建筑史、艺术史都不例外。像我书中写到的王羲之、顾闳中、张择端、宋徽宗、倪瓒、唐寅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留在纸页上的传奇,但它们仅仅是作为他们人生和命运的结果出现的,他们的人生与情感过程隐匿在时光中,我们看不见了。因此,我要用自己的书写,填补这缺失的部分,当然,要有根据,要从众多的史料和研究中寻找蛛丝马迹。

羊城晚报:2011年你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故宫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祝勇:故宫学就是以故宫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个概念是由我们前任院长郑欣淼先生在2003年提出的。但故宫学的研究不是从2003年才开始的,早在1924年溥仪出宫以后,特别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北京学术界就开始对故宫(紫禁城)的研究了。

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我个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第一、二、六项,即故宫的建筑历史、文物(主要是书画),还有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至今的历史。

没想到,故宫文创产品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门票

羊城晚报:虽然大众对故宫的关注度一直很高,但很多人其实并不明白故宫的内涵,是否需要更通俗的一些普及工作?故宫文创产品近年来很火,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祝勇:这正说明了转换表达方式的重要性。“说什么”很重要,但有时“怎么说”更重要。同样的内容,表达方式不同,效果大不一样。中国的博物馆,历来喜欢板着脸,一副教训人的模样,拒人于千里之外,老百姓自然也不会去亲近它。我们有那么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老百姓不爱看,又能去教育谁呢?中国博物馆与西方的差距,一是研究水平的差距,一是普及方式的差距。像《达芬奇密码》、《博物馆奇妙夜》这些好莱坞电影,实际上是对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最好的宣传和普及。

在普及方面,这两年故宫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包括《胤禛美人图》、《韩熙载夜宴图》的APP、《皇帝的一天》iPad应用、“微故宫”的微博等等,数字故宫馆也将在端门城楼上建成,让游客在进入故宫前先感受一番视听震撼。故宫北院也将兴建,届时,一些在紫禁城里长期得不到展陈的大型文物,像家具、巨幅绘画等,不仅有了公开展示的场地,文物修复的过程也可以被观看。而且,故宫北院还可能在夜里开放,让游客有更多时间选择。

还有最近吸引人们极大关注的故宫文创产品也火得很。比如说,《故宫日历》去年甚至出现给现金也买不到的情况;还有在网上大热的朝珠耳机、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朕就是这样汉子”的折扇等等,这些故宫文创产品销售收入已经超过了门票收入。这一点许多人想不到,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单霁翔院长曾说过,此前推出“雍正萌萌哒”系列图片,让威严的皇帝比起剪刀手,曾担心被批“亵渎历史”,没想到赢得赞声一片,这让我们的团队有了底气。

羊城晚报:进入故宫博物院后,在写作上你有何新计划?

祝勇:刚才说到我即将出版一本新书《故宫的隐秘角落》,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出版繁体字版,大陆简体字版也将出版。未来十年,我除了继续关注故宫里艺术藏品,还会详细挖掘故宫博物院自身的历史。自1925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同样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沧桑、人事沉浮。尽管皇权时代不再,但故宫博物院始终处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风口浪尖,任何一个历史的风吹草动,都会在这座深宫里掀起波澜。也可以说,故宫是观察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一个特殊角度、特殊舞台。随着当事人相继老去、过世,如果再不挖掘,这段历史也将湮没无闻。

再过10年,2025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建院一百周年,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希望届时我会完成这个计划,作为给故宫的百岁生日礼物。

文人论史、编剧写戏都必须追求学科素养

羊城晚报:从广义上来说,你以故宫为题材的写作,也能够囊括到你的“历史写作”中吗?如何将“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才最恰切?

祝勇:刚才说到故宫博物院成立90年来,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家,为故宫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对故宫文化的表述应该有多种方式,学术只是其中的一种。

我写了很多年文学作品,博士专业念的是艺术学,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是前面说过的“综合写作”,不仅试图打通历史与文学,而且试图打通文字和影像,比如纪录片。我希望这种表达方式是贴合故宫也贴近读者的。对于读者和游客来说,故宫是个神秘的存在,他们渴望了解故宫,了解建筑和文物背后的历史沧桑,却看不懂那些艰深的学术论文。因此,对故宫历史和文化的表述,需要转换方式,当然,这种转换是以专业性为基础的,不能戏说,在我看来,所有戏说都是胡说。

羊城晚报:总有人对文人论史有偏见,认为浮华缥缈,缺乏扎实基本功,靠文采掩盖不够牢靠的底子,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声音?

祝勇:其实文人论史也需要一定专业性,也需要像历史学家一样长期沉潜史料,这样才可能有新发现。也许是找到新线索,也可能是从新的角度对旧有线索进行重新认识,就像在《故宫的风花雪月》中,我写了一些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经典。对于它们,发现新的线索几乎已不可能,我的写作重点就放在重新阐释上,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样会产生悬念。总之,文人写历史,不能外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歪批三国”,专业性是基础。

这种专业性,最能体现作家的“综合写作”素养。我曾经专门写文章,以聚斯金德《香水》、麦家《暗算》为例,谈过“专业性”的问题。有人说,现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早已不是出“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的时代了。其实,一个文学写作者对某一行业的深入了解,在西方是十分普遍的。熟悉美剧的人都知道《绝命毒师》,虽然只是一部情节剧,但里面表现的超凡的化学知识,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假如我们将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与国产剧《青年医生》、将英剧《神探夏洛克》与国产剧《重案六组》放在一起比较,就会知道中国编剧的学科素养是多么低下,尽管《重案六组》在国产剧里已经算是“优质品”。

确实有很多文人写作态度不严谨,认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尤其是对历史的书写,不过是史料的堆砌,毫无个人视角,这样的作品,价值为零。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先生曾说:“不讲规矩,不顾深浅,拿激情议论来代替客观扎实的学术研究,把立论建立在种种错抄误读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样,既经不起推敲、验证,也难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误己误人误社会。”我深以为然。

羊城晚报:你曾经为不少大型纪录片担任总撰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有关于纪录片的工作计划吗?是否会有关于故宫的纪录片出来?

祝勇:今年将有一部26集历史纪录片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叫《历史的拐点》,其中关于甲午战争的部分,我们专门去了日本搜集史料和进行拍摄。今后我将要写的关于故宫的作品,都会以纪录片的形式表现出来。

祝勇,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纸天堂》、《辛亥年》、《故宫的风花雪月》等。曾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祝勇眼中的故宫

和故宫朝夕相处,对我来说,它已经成了一个生命体,我能体会到它的呼吸、节律,乃至情感。我的工作地点,在故宫西北角,也就是西北角楼下的一个两进四合院内,那些曾经是紫禁城的城隍庙,“文革”时“破四旧”,把庙里的城隍像砸了,现在成了故宫研究院的所在地。

假如是在春天,我离开研究院时,锁上古旧木门,然后沿着红墙,从英华殿、寿安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的西墙外,一路北走。还没走到武英殿和西华门,在慈宁花园和武英殿之间、原来属于内务府的那片空场上,向东望去,就会看见三大殿侧面、金色的戗脊上,夕阳的余晖无比明亮。我想很少有人会在这样的时刻、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三大殿,心里会升起无限的幸福感。

假如是在冬天,天黑得早,我下班还是走那条路,却是要穿过黑暗中的宫殿了。若站在相同的位置上看三大殿的侧面,我会看到“庄严的三大殿就如一个纵向排列的舰队,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这是我今年将要出版的《故宫的隐秘角落》序言里写的话。花开花落、燕去燕来,我的生命,和宫殿的寒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历史书写者的幸福。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它带给我无限的表达冲动,也给我无限的灵感。我觉得我不只是在研究故宫,在我心里,故宫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生命,我在用自己的心,体会它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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