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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湘剧,即湖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长沙、湘潭一带,源出于明代的弋阳腔,后又吸收昆腔、皮黄等声腔,形成一个包括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的多声腔剧种。剧目以高腔、乱弹为主,如《琵琶记》、《白兔记》、《拜月记》等。

 湖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以长沙湘潭为活动中心,主要流行于“长沙府十二属”(即长沙、善化、湘阴、醴陵、湘潭、湘乡、宁乡、益阳、攸县、安化、茶陵)湘南东部17个县市[2],江西与湖南毗邻的北起修水、南至吉安的各县,广东的坪石、岐门、乐昌、桂头、犁市、韶关等地。当时民间习称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或“湘潭班子”,[3]一度被称作“长沙湘剧”。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湘剧”名称最早见诸民间9年(公元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

  明代成化年间,长沙是吉王府所在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戏曲演出的繁荣。外来的戏曲在长期的演出活动中,与本地区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这一包括“高”(高腔)、“低”(低牌子)、“昆”(昆曲)、“乱”(乱弹)四大声腔,唱白用中州韵、富有本地特色的剧种。

  高腔源于弋阳腔,早在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人徐渭的《南词叙录》已有关于弋阳腔在“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的记载。弋阳腔在传人长沙之后,经“错用乡语”、“只沿土俗”和融合打锣腔等地方音乐,从而在弋阳腔滚唱基础上衍变成湘剧高腔。从《精忠传》等古老的连台本戏以高腔、低牌子合演的情况看,后者的产生年代约与前者同。

  昆曲传入长沙时间稍晚,根据“长沙老郎庙班牌”,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和六年,既唱高腔、也唱昆曲的长沙福秀班和老仁和班先后成立。作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八年间的江宾谷所作的《潇湘听雨录》卷三,曾记载湖南布政使杨廷璋陛见时,官场公饯,曾演出昆曲《三多》。这一时期当是昆曲传入长沙的时间。高、昆同台演出,直接影响到高腔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发展,使之从偏重大锣大鼓的武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文戏。当年老仁和班小生喜保和杜三演唱的《赶斋泼粥》、《打猎回书》等高腔戏,也曾经吸收了昆曲表演中许多优美、细腻的做工和舞蹈,在当时也曾名噪一时。至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昆曲逐渐衰落,并退出湘剧舞台。光绪三十一年,长沙人叶德辉在《和桧门观剧诗》中有“昆山近又无人会,那解寻源白石翁”句,说明当时昆曲在湘剧中的处境。乱弹又叫做“南北路”。其来路尚无定论,但湘剧在吸收了徽班中的《大长生乐》、《偷鸡》等一类剧目,并将其曲调称为“安庆调”,其他属于安庆“花部”的《水淹七军》、《龙虎斗》、《路遥知马力》、《王祥吊孝》、《李大打更》、《困曹府》等,也都是湘剧经常演出的剧目。

  徽班源于秦腔的《如意钩》、《锁云囊》,后来也传到湘剧班。此外,湘剧还从汉剧中吸收了《酒毒杨勇》等剧目,可见湘剧的早期发源与徽剧、汉剧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南北路声腔的传入,在湘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高、乱合演的剧目,如《金丸记》中《盘盒》一折唱高腔,《拷寇》一折唱乱弹腔。由于高、乱同台,得以互相借鉴,并且相互促进:高腔吸收了乱弹所长的做工和武打;乱弹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发展了长段流水,如《斩李广》中连唱四十八个“再不能”,《程济赶车》中连唱二十四个“可怜主”等,使湘剧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又前进一步。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剧流入长沙。四年后,又有十八个京剧艺人在长沙参加湘剧班并同台演出,湘剧艺人又向京剧学习难度较大的武功,在演唱中吸收了京剧的一些花腔。

  综上,湘剧发源于明代,至清朝中叶已逐渐形成为多声腔的剧种,又历经变化而形成以高腔和乱弹为主要声腔。其班社在康熙年间大多以唱高腔为主,或高、昆兼唱,如福秀班、老仁和班。乾隆年间班社逐步增多,如以唱昆曲为主的大普庆班,浏阳、醴陵一带则出现由九人组成的"案堂班"(见乾隆《醴陵县志》“风俗”条)。当时。长沙、湘潭已经修建老郎庙,并于乾隆末年设九麟科班。道光年间成立以乱弹为主的仁和班。同治、光绪年间,班社蓬勃兴起,至宣统元年(1909),长沙城内有仁和、庆华、春台、仁寿、同春等五班,湘潭有永和、庆和等班,浏阳有清胜班,宁乡、益阳有大观班和福林班,至建国前夕,湖南全省湘剧班社达二十一个,艺人一千二百多人。自道光年间起,至建国前夕,所建立的科班达二十八个,开科六十多期,分布于长沙、湘潭、浏阳、醴陵、茶陵等地。其中以道光后期起科的五云科班开科最长,经历数十年,培养艺人四百多名。其后较有影响的有三元、华兴等科班。1920年后设立的福禄、九如、福喜等坤班,是专门培养女艺人的组织,开科长达十余年。? 湘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有剧目千余个,内容丰富:有来自北杂剧的剧目,如《单刀会》、《诛雄虎》、《回回指路》等;有来自早期弋阳腔的剧目,如《目连传》等;有来自弋阳腔和青阳腔的剧目,如《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等;还有大量《三国》、《水浒》、《杨家将》及"三十六按院"的一大批南北路剧目。经演出实践的消长更迭,现有传统剧目六百八十二个,其中弹腔剧目有五百个以上,高腔剧目近一百个,低牌子剧目保存在连台大本戏中的有二百多折,但独立单出的则为数不多,昆腔及杂曲小调剧目亦少。

  湘剧由于长期在省会长沙演出,视野比较开阔,艺术交流相对也多于本省的其他兄弟剧种,因此表演艺术上的革新得风气之先。加之省会长沙人文荟萃,观众文化水平较高,在清同治、光绪以后,文化人对湘剧颇为关注,如王先谦、王阎运、杨恩寿等,对剧目、表演多有评论。特别是晚清和民国期间,长沙的湘剧艺人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艺术上保守思想比较少,因此湘剧有一批经常上演的折于戏,表演上提高比较快,达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

湘剧现有传统剧目682个,加上散折戏,多达1155个,其中弹腔剧目有500个以上,高、乱声腔的剧目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高腔剧目近百个。新中国成立后,整理、改编、创作的剧目中,《琵琶上路》、《打猎回书》、《五台会尼》、《拜月记》、《追鱼记》、《金丸记》、《百花公主》、《李三娘》、《金印记》等传统剧目和《山花颂》、《郭亮》、《玛丽娜一世》等现代戏影响较大。

  湘剧的传统剧目,不少出自宋末南戏、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也有少数系艺人创作和改编的剧目。高腔的“四大连台”和“六大记”,是演出时间最早,保留时间最长的代表性剧目。“四大连台”为《封神传》、《目连传》、《西游记》、《精忠传》,每本可连台演出五至七日。六大记”为《金印记》、《投笔记》、《白兔记》、《拜月记》、《荆钗记》、《琵琶记》。乱弹的“八大连台”、“江湖十八本”和“三十六按院”,则是经常演出并为观众所熟悉的剧目。

湘剧传统剧目中有清代王船山创作的《龙舟会》和杨恩寿创作的《坦园六种曲》,其中《桂枝香》、《再来人》两出为清代剧评家吴梅所推崇;《桃花源》、《麻滩驿》、《理灵坡》三出取材于湖南地方的历史和民间传说,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建国后,依靠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的合作,对湘剧的丰富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上演剧目由两百多个增至四百多个,并及时抢救了行将失传的剧目三百二十多个。重点加工整理了《拜月记》、《追鱼记》、《拨火棍》、《水牢记》、《金丸记》、《玉簪记》、《黄飞虎反五关》、《金沙滩》、《六郎斩子》、《百花公主》等六十多个剧本,《拜月记》、《生死牌》拍摄成舞台艺术片。

  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宣传革命和抵抗侵略的创作剧目,最有代表性的是《刺恩铭》、《广州血》、《东北一角》、《血溅沈阳城》和改编的《新会缘桥》、《旅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增加了很多新的剧目,来源有:一、移植剧目,如《白毛女》、《血泪仇》、《陈三五娘》、《生死牌》》等;二、改编整理传统剧目,如《拜月记》、《追鱼记》、《百花公主》、《金丸记》等;三、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剧目,如《文天祥》、《巴蔓子》、《园丁之歌》、《郭亮》、《湘潮》、《金家三只凤》等。

湘剧的表演融高、低、昆、乱四大声腔于一炉,并吸收了青阳腔、四平调、吹腔以及〔南罗腔〕、〔银纽丝)、〔鲜花调〕等杂曲小调。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高腔和乱弹已成为今湘剧艺术中的主要声腔。

  高腔是湘剧主要声腔之一,源于江西弋阳腔。进入湖南后,较快地吸收了湘中、湘东民间音乐并扎下根来,成为湘剧早期的高腔,其代表剧目为《目连传》。高腔向来为锣鼓伴唱,不托管弦,一人启口,众人帮唱,在高腔系统中较为淳厚而又率真奔放,属联曲体,其结构承袭了南北曲套曲的体制。在一折戏中,由引子、过曲(包括正曲和集曲)和尾声三部分联缀组成套曲,习惯上称作“一堂牌子”。

  高腔曲牌有三百余支,有南北之分,南曲多于北曲。每支曲牌一般由“腔”和“流”(放流)两部分构成。凡属句幅大、旋律强、用人声和打击乐帮钹声作为结尾的乐句称为“腔”;而字多声少,朗诵性强,只有鼓、板击节的“滚唱”称为“流”。即一支曲牌中,在“腔”的前面增加词句,成为长段流水板,可以起到丰富曲文内容和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感情的乍用。根据调式、旋律变化,曲牌功能各异。表观叙述和欢乐、热烈气氛的有〔金莲子〕、〔黄莺儿〕、〔山花子〕、〔东瓯令〕、〔风入松〕等;表观慷慨、激昂、悲壮情绪的有〔北驻马听〕、〔胡十八〕、〔阵云开〕、〔山坡羊〕、〔红衲袄〕等;表现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场面的有〔汉腔〕、〔棉搭絮〕、〔端正好〕、〔叨叨令〕、〔滚绣球〕等;表现沉思和怀念、凄切、悲哀感情的有〔四朝元〕、〔下山虎〕、〔挂金鱼〕、〔江头金桂〕。尚有一种由不同曲牌的腔句互相“穿”、“挂”,在调高、调式上互相转替交换,糅合而成的〔八声甘州歌〕、〔锦堂月〕、〔梅花塘〕、〔三仙桥〕、〔孝顺歌〕等,别成一格,能适应剧中情节和人物情绪的变化,表现力强。此外还有一些如〔乔木遮〕、〔绣停针〕等属于民歌、小调性质的曲牌。

  高腔的节拍可分两类:一种是整规节拍类型,一种是节拍较为自由的散板类型。板式按习惯称呼有单板、夹板、散板、滚板、快打慢唱、回龙等。唱词绝大部分是有牌调的长短句,但〔汉腔〕类为整齐的七字句。建国后,湘剧音乐工作者为了使高腔适应于表现现代生活,运用“穿、挂、索、犯”等手法,谱写出一批新曲,如《园丁之歌》中“要为无产阶级争荣光”的大型唱段,就是由〔北驻马听〕、〔红衲袄〕、〔混江龙〕、〔新水令〕一类曲牌“穿”、“挂”而成,既保留了传统声腔的特点,又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今演唱高腔已试用管弦伴奏,帮腔以人声帮腔和乐器伴奏相结合。?

  乱弹又称作“弹腔”、“南北路”,属皮黄系统的板腔体音乐。南路相当于二黄,北路相当于西皮;又各有其反调,称为反南路与反北路,相当于反二黄与反西皮。平板(即四平调)、安庆调(即吹腔)、七槌半(即南罗腔)均归于乱弹腔。南北路声腔的主要区别在于各有不同的基本调式旋法,形成不同定弦。乱弹的板式南路有慢三眼(又名“十板头”、“四块玉”)、慢放流、慢走马、走马放流、快走马、快打慢唱、散板、滚板及导板、哭头和联弹等:北路有慢板、快三眼(相当于京剧原板)、二流(相当于京剧二六)、垛子、快打慢唱、散板、滚板、导板、哭头和联弹等。此外,通过创造发展出南转北、正转反,南路垛子、十八板、宝塔歌等独特的形式。就节奏和情绪而言,南路流畅委婉,速度缓慢;北路开朗活泼,速度较快;南路反调则凄凉悲愤。唱词基本上为整齐的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乐句反复进行,乐句中又有小停顿,常垫以小过门。一般上下乐句是不可短缺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省去某一尾句,以锣鼓代替,习称“包皮”。

  低牌子也是一种联曲体唱腔。曲调形式为三段体,即开始有个“引子”,系散板,速度最慢;主体为三眼板与一眼板或无眼快板,速度平稳;最后曲调急转直下,除用管弦乐伴奏外,加入锣鼓,造成高潮结束,谓之“合头”。但也有不是三段体的,或无引子,或无合头,或仅有主体。曲牌也有三百多支,分低牌子、番牌子、过场牌子三类。低牌子一般通用;番牌子专用于番邦人物的唱做;过场牌子大多是无词曲牌,如发兵用〔泣颜回〕、上朝用〔六么令〕、饮宴用〔园林好〕等。一说低牌子即昆腔,是昆曲地方化之后的俗称。词格、曲格均与昆曲相同,曲牌名称也大多一样,只是唱法上大同小异,较昆曲粗犷平直。?

  昆腔于明末清初传入。清康熙六年(2667)成立的老仁和班,为高昆兼唱。乾隆年间,还有一个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常演剧目有《游园惊梦、《藏舟刺梁、《剑阁闻铃》、《宫娥刺虎》等。后因乱弹(南、北路)兴盛,至同治、光绪年间,昆腔逐渐衰落,时至今日,湘剧己无昆腔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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