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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腔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柳腔是青岛地区的地方剧种,产生于清代中期的即墨西部,由民间说唱“本肘鼓”演变而成。乾隆年间,“肘鼓子”传入即墨后,与当地民间小调、秧歌相互融合,逐渐由说唱变为演唱,虽然形式简单、表演朴实,但因乡音浓郁、生动有趣而颇受欢迎。约在百余年前,又因受莱阳县四弦小调的影响,开始用四弦胡琴伴奏,并配以哨呐帮腔。初用四胡伴奏时,因无定式曲谱,琴师与演员不能完全协调,只能配合着往上溜,故称“溜腔”,后因溜字不雅,改为“柳腔”,即墨也因之称为“柳腔之乡”。后流行于胶东一带,并传入青岛市区。

戏曲剧种。流行于山东省青岛市及胶东的部分地区。它和茂腔同源,都由诸城、高密一带的民间演唱“本肘鼓”发展而成。

  柳腔也叫邦柳,是“本肘鼓”吸收花鼓秧歌和河北梆子等地方剧种的曲调融合发展而成的。它与茂腔、五音戏血缘相近,声调委婉悠扬、柔和细腻。曲调中有花调、悲调之分。花调欢快舒展,适宜于演喜剧,悲调低沉而缠绵,多用于唱悲哀之戏。板头有慢板、二板、三板、四不像、导板、娃娃、哭迷子等。唱腔中,演员往往一唱就是几十句、上百句,道白很少。他的伴奏乐器有四胡、二胡、月琴、坠琴、三弦、扬琴、低胡以及笙、箫、唢呐、锣鼓等,唱起来琴音缭绕、乡音浓郁,耐人寻味。

  清代末年,流传到胶东的即墨、平度、掖县、莱阳等地。早期演唱时只敲手锣和,没有丝弦乐器伴奏,后经业余爱好者采用四胡寻声伴奏。由于演员们对定调演唱很不适应,只能顺着弦音强往上溜,群众称它“溜腔”,后来谐音定名“柳腔”。柳腔的传统剧目与茂腔基本相同,不少老艺人都能兼唱茂腔。唱腔分悲调、花调。主要板式有慢板、二板、快板、散板、四不象、哭迷子、尖板等,另有娃娃、南罗。在柳腔音乐中,每当剧中人物演唱大段剧词、中间需要换韵或告一段落时,便吹唢呐当作过门衬垫,叫做“吹垛子”。主要伴奏乐器有四胡、二胡月琴等。1920年前后传入青岛市,组成“四喜班”,名演员有刘作莲(艺名刘森)、刘洪石(艺名刘小)、刘德昌(艺名刘嫚)等。50年代,先后组成青岛市及即墨县柳腔剧团,主要演员有张秀云宋洵光等,经常演出的剧目有《赵美蓉观灯》、《于秀英求情》、《丹凤关》等。

 柳腔发源地在青岛市即墨县西部,是当地流行的民间小曲发展形成的剧种。和茂腔一样亦曾称“肘鼓子”、“轴棍子”、“周姑子”等。柳腔名称的确定时间,比茂腔早100多年。

  据考,柳腔发源于平度市仁兆镇的大沽河一带,距今约有二百余年历史。

  《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中载:柳腔其前身为“本肘鼓”,是由民间说唱的“肘鼓子”形式发展演变形成的。“肘鼓子”产生于明末清初,距今约有三、四百年历史,山东地方戏曲多由此演变发展而成的。“本肘鼓”系指本地“肘鼓子”的意思。流传于平度、即墨一带则发展成柳腔;流传于胶州、高密一带则发展形成了茂腔。故有“茂柳不分家,两剧姊妹花”之说。

  清嘉庆年间(公元一八00年左右),地处小沽河西北岸的仁兆镇沙窝村,有一王姓外地人,以演唱兼营手工业谋生,人称王师傅,在该村定居(因无后人,故原籍及名无考)。他在演唱和授徒过程中,将流传当地的民间曲调“姑娘计”和“绒花调”与“本肘鼓”结合,配上一些流传民间的神话故事,乡间俚曲,创作了韵词,串乡走户进行演唱,并藉此为生计。由于其曲调宛转,词意明达,易学好懂,故深受群众喜爱,本村和邻村的青年纷纷向其学习。借吹打、演唱谋生的吹鼓手、盲人更是如鱼得水,争相效仿,一时间,此曲调风行四乡八里。因其主要演唱形式是串村走户,故当时被称为“串门调”。每逢节日、庙会,民间艺人则围桌盘椅,五七人一伙,生旦净末丑,你一段,我一句,辅以简单的乐器唱起来,观众四堵,这种演唱形式,民间称“盘凳子”。也就是柳腔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步——曲艺演唱阶段。

  王师傅晚年,专门授徒传艺,但由于当时学无曲谱,徒弟只好跟着师傅唱的溜,不会的的跟随着会的溜,于是就被群众称为“溜腔”。后王师傅的第二代传人孙增基、孙传富、王启培等人,嫌其不雅,取曲调宛转悠扬之特点,借“溜”字之谐音,定名为“柳腔”。至此,柳腔已具雏形。

  柳腔在发展及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孙增基是关键的一个人物。据考,他出生于道光年间(公元一八三0年左右)。村人至今尚流传着他不少传奇故事,称孙增基身材修美,聪慧过人。他青年时代跟王师傅潜心学艺,虽家道殷实,终因学艺心切,荒废农桑而中落。孙增基之曾孙孙秀春(平度市磷肥厂党委书记,现已离休,七十八岁),忆及儿时,亦热于习学柳腔,然常遭爷爷斥责,并数说其曾祖孙增基当年因学柳腔不顾家业,有时搞得神魂颠倒,达到了入痴入迷的程度。有一次去挑水,因心中想的全是柳腔的事,挑起两个粪筐子就走,到了水井时才知道搞错了,可见其用心之专。

  孙增基作为柳腔艺术第二代传人的代表人物,既继承了王师傅教传下来的艺术成果,又与其他民间艺人一起,在串村走街“盘凳子”的演出实践中,对柳腔艺术进行了加工整理,丰富了柳腔演唱的各种曲牌,并开始将四胡作为要伴奏乐器,不断的使柳腔这一新的剧种发扬光大,为逐步由“盘凳子”曲艺演唱阶段过渡到登上舞台奠定了基础。据仁兆镇沙窝村八十六岁(一九九0年时调查)的柳腔老艺人孙传亭说:他在十二、三岁就学习柳腔,当时的师傅就是孙增基、孙增田。其时孙增基已八十余岁,对柳腔艺术中的各个行当、音乐伴奏、锣鼓经等,无不精通。自述年青时常年在外,组班演出,足迹遍及大沽河两岸。据年代推断,时间当三一八五0年至一九00年之间。这是柳腔艺术从“盘凳子”到登台化妆演出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

  柳腔在经过长期的串村围场“盘凳子”演出中,不断的吸收融汇其它剧种的精华,逐步完善成熟。在一九00年前后,由王师傅的二代传人孙增基、王启培等人发起,租赁了戏装,在古岘镇管村戏楼第一次把柳腔搬上了舞台化妆演出。至此,柳腔这个产生于民间,发展和活跃于民间的戏曲艺术,终于在王师傅、孙增基、王启培、孙传富等两代民间艺人经过百余年的艰辛努力,而脱胎于“盘凳子”的曲艺演唱形式,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

柳腔走上舞台后,以她浓厚的乡土气息,鲜明的艺术特色,深受群众欢迎。随着戏班走南闯北的串村登台演出,柳腔艺术迅速在平度、即墨等地流传开来。有很多村也相继成立了柳腔戏班,形成了以专业戏班为主,民间戏班为辅的局面。促进了柳腔艺术的普及和提高,使这一崭新的地方戏曲成了流行于胶东各地的一个重要的民间舞台艺术。

  孙增基、王启培等人在演出过程中,对师傅传授的剧目进行了全面的加工整理,并不断增加演出剧目,以适应营业演出的需要。期间,王启培又收了古岘刘邦君、麻兰刘德昌为徒弟。“二刘”天赋司性俱佳,除擅演柳腔外,京、评、梆、茂都能唱,对以后丰富柳腔的唱腔和表演程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柳腔艺术第三代人中的代表人物。刘邦君工生,艺名刘伶;刘德昌工旦,艺名刘曼。与即墨的刘洪石,艺名刘小;刘柞连,艺名刘森齐名,被人们称为柳腔“四刘”,饮誉四乡。

  职业柳腔戏班活跃于胶东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艺术造诣较高的柳腔艺人。然因连年灾荒战乱,民不聊生,这些民间艺人也时聚时散。聚时搭班演出,散时四乡传艺,更加强了柳腔艺术的互相联络和交流。这些职业性戏班,有时单演柳腔,有时柳、京、梆、茂“三合水”或“四合水”同台演出。为柳腔向其它剧种学习创造了条件。

  当时,柳腔艺人多是贫困的农民,因此,在组班演出时,多由地方上有钱有势的乡绅或官员做财东,购置行头,聘请演员组成戏班,四乡演出。一九二四年,周祥山赁装组班,聘请刘德昌、刘邦君及苏万喜、陈春香、李洪喜等人,组成戏班,专演柳腔。历时四年,演遍平度、即墨等地。

  一九三0年,由崔乐曾为东,柳腔的第二代传人王启培重新出山执鞭组班,历时四年。戏班演遍平度、即墨、莱阳、掖县。据原平度市政府食堂七十六岁退休的事务李典元同志忆及:一九三0年秋后,他家乡(灰埠镇城子村)全村凑钱写了“刘曼”、“刘小”的戏,村里扎了“七出头”的大戏台(戏台系用苇席扎成,五出头、七出头等,是指戏台的规格)。当时戏班约有二十多人,唱了四天,四乡观众争往观看,盛况空前。

  一九三五年,平度城区区长张彬庆为东挑头,购置了行头,遍请柳腔四大名流,即:刘德昌、刘邦君、刘洪石、刘柞连,成立了柳腔“四喜”戏班。张胜祥(艺名垛官)、官振民、袁秀莲等,也应聘入班。戏班历时五年,演遍胶东各地。这次组班,由于大部分演员都是成名人物,角色多,行当全,且又以当地颇有势力的地方政府出面做东,财力雄厚,政治上也有了靠山,演出排练等活动较为稳定。所以艺术水平迅速提高,是柳腔艺术走上舞台后发展提高的火红阶段。至今,平度不少地方还流传着“刘小刘曼上了台,大嫂抱着枕头跑出来,冬瓜地里摔了一跤,把瓜当儿怀里揣”的笑话。说明当时“四喜”班地确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四喜”班成立后,四乡流动演出。年节山会农闲时活跃于农村乡间;农忙时,则进入城镇。“四喜”班子进青岛大致就在这一时期。后由于敌伪“强化治安”,农村不准聚众唱戏,“四喜”斑被迫解散。艺人们各奔东西,自谋生路。由刘柞连、官振民等人带领一批人进入青岛市,重新以“盘凳子”的演唱形式进行活动(间或也进简陋剧场演出)。带了一批徒弟,培养了一批观众,为解放后成立的“青岛市金星柳腔剧团”打下了基础。

  柳腔的第二代传人孙增基晚年不能登台演出,回到了柳腔的发源地仁兆镇沙窝村,组织了子弟戏班,传授柳腔艺术。据笔者一九九0年在该村调查,这段时间大致在一九一五年以后。据考:该村当时戏班已具相当规模。孙增基的弟子较出名者有:孙传正、孙传宝、孙武保、孙增虎、孙增智等。戏班以本村拳房为基地,常年活动,逢农闲节日则四乡演出。演出时杂以高跷、杂耍,有时也“盘凳子”。因沙窝村子弟多习武,故高跷、杂耍用的都是真刀真枪,四乡闻名。在登台演出时,也一改柳腔专工文戏的传统,增加部分武打剧目。其中,孙增虎就是当时较出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