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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书画鉴藏管窥

鉴赏知识

董其昌,林和靖诗意图轴

  文/吕友者

  爱好出游的董其昌,利用自身的鉴藏名望广交收藏圈内朋友。董氏时常到江南等地游玩并会交藏家同行。董氏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杭州、嘉兴、徽州等地。

  董其昌在杭州的朋友不仅有冯梦祯、高镰这样的收藏家,也有莲池大师、夜台禅师这样的高僧。他在杭州泛舟湖上,会见东南文友、年轻俊彦以及收藏家,如陶望龄、董斯张、范允临、吴廷、陈则梁等人。董其昌一生曾到过杭州18次之多,可以说,杭州几乎成了董氏休闲的第二故乡。

  嘉兴项元汴子孙与董其昌的交往见诸于史籍。如万历三十年,董其昌48岁,项晦伯(德明)乘扁舟访董其昌,携《鹊华秋色》卷示董其昌。董于十二月除夕题该卷。同年七月十五日,应项玄度之请题《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万历四十七年,董其昌游嘉兴时,观项氏和汪氏珍藏字画。之后又受项又新(项元汴之子)之邀,与汪会于“读易堂”,评玩书画。此外,董其昌与项子京的长子项穆是同学,通过这样一层关系,他得以每日向项子京学习。项元汴对这位后学显然嘉许有加,不仅与他讨论先辈前贤作品的高妙之处,还将自己家藏珍品一一展示,对此,董其昌有如下记载:“予为诸生时,游檇李,……公之长君德纯寔为夙学,以是日习于公,公每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肴,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

  除杭州、嘉兴外,董其昌一生还曾数次到徽州,早在其为诸生时,他就来过新安,并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在董其昌与徽州人士的交往圈中,大收藏家和徽商是董氏交游的另一个重要群体。董其昌与大收藏家吴廷的交游尤其值得注意。董其昌徽州之行时,到达丰溪时“宿徐清斋(吴用卿家)最久”,并亲自为《徐清斋帖》作序。清代青浮山人在《董华亭书画录·潇湘白云图》记有吴廷的题跋:“余庚寅之春入都门,得于董玄宰太史周旋往还。”又董其昌《容台别集》曰:“赵千里设色《桃源图》,昔在庚寅见之都下。后为新都吴太学所购。余无五十城之偿。惟有心艳。”万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游杭州西湖,当得知董氏在杭州时,吴廷携米芾《蜀素帖》请董氏鉴赏,“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遂以诸名迹易之。时徐茂吴方旨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己探骊龙珠,余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后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董其昌题。”

  与鉴藏家的交往对董其昌的艺术思想与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会见收藏家,欣赏与鉴定书画都“以古人为师”,并买卖文物。董其昌在杭州与收藏家冯梦祯、高深甫、吴廷、杨彦冲、陈梁等过从密切,通过这些收藏家,他得以欣赏到晋人王羲之《官奴帖》、王献之《中秋帖》、唐人王维《江山雪霁图》、米芾草书《九帖》、宋人郭熙《仿王维辋川图》、米友仁《楚山秋霁图》、苏轼《赤壁赋》、萧照《高宗瑞应图》、行书诗《拟古》、《吴江垂虹亭作》、《入境寄集贤林舍人》、宋高宗书《杜少陵诗》、元人赵子昂《春郊挟弹图》、《仿赵伯驹谢幼舆丘壑图》、《临王大令四帖》等。加之董其昌在杭州得观高深甫所藏郭熙仿王维《辋川图》,认为“有勾染而无皴笔”,“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 而王诜《瀛山图》则“细谨而无淡宕之致”。对这些字画的鉴赏,提高了其艺术眼光,对其艺术思想的建立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最终,他选出画史上他认为有代表性的画家,把他们分成南宗和北宗,并力推南宗。董氏的这种画艺思想不能不说深受其鉴藏的影响。他的收藏不喜欢南宋画,而是以自己提倡学习的南宗董源、李成及元四家等画家的作品为收藏目的。

  再者,交游有助于董其昌平淡天真、萧散率意的文人画风的形成。恰如《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而江南的西湖山水为东南的精华,山不高而林木葱郁,水不深而涟漪迭出,特别的秀润清丽。尤其是杭州有林和靖隐居的孤山,王蒙隐居的黄鹤山,因而不仅可游可观,更在于可居可隐。这些对董其昌而言,自然会发出“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可居则更胜矣,令人起高隐之思也”的感叹了。因此,董氏在自己的山水画创作当中,直接将钩皴点染都化入书法笔意。这种观念反映在鉴赏当中,就是将笔墨作为绘画最为重要的元素加以呈现,他直接宣称:“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画岂有无笔墨者”,甚至这种重视到了与自然景物争功的地步:“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因此,这种观念转化到鉴赏绘画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赵荣禄枯树法郭熙、李成,不知实从飞白结字中来也……知此省画法。”

  更为重要的是,董其昌对收藏历代书画名作长年不断地欣赏临仿,如曾自题山水称“余家有赵伯驹《春山读书图》、赵大年《江乡清夏图》。今年长至,项晦甫复以赵子昂《鹊华秋色》卷见贻。余兼采三赵笔意为此图,然赵吴兴已兼二子,余所学,则吴兴为多也。”又说:“余在长安西苑草堂所临郭恕先画,粉本也,恨未设色与点缀小树,然布置与真本相似。”像这类临仿古人的记载,不时见于《画旨》、《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中。更见诸他的画作中,如《仿倪瓒山水图册》、《仿赵令穰水村图》、《仿倪元镇山水》、《仿大痴山水图轴》、《林和靖诗意图轴》、《董范合参图轴》、《高逸图轴》、《仿黄鹤山樵》等。对这些收藏的历代书画的不断观赏临摹,极大地提高了董其昌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水平。加上董氏在绘画中特别强调古法,“岂舍古法而独创者乎”,所以通过这种临摹经验,可以说对历代山水画的格法源流变化如数家珍,最终形成了董其昌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

  同时,大量的鉴赏临摹体验对董其昌的艺术眼光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范玑所说的“而一点一画玩味之,可以自证工夫,资长不足”,并且最终使得董氏在鉴赏上能够做到一个平常人所不易达到的境界,那就是“知古人之得失,循流溯源,以明不可见之古画”。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大部分来源于其个人的鉴藏。

  因此可以说鉴藏深深影响了董其昌的艺术创作。而董氏的收藏目的,在于以古为师,古为今用,从而使他成为具有复古创新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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