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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

聚焦人物

]慧远大师,中国东晋时人,居庐山,与刘遗民等同修净土,为净土宗始祖

 
  远公大师(公元334—416年),东晋时代人,俗姓贾,出生于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世代书香之家。远公从小资质聪颖,勤思敏学,十三岁时便随舅父游学许昌、洛阳等地。精通儒学,旁通老庄。二十一岁时,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于是悟彻真谛,感叹地说:“儒道九流学说,皆如糠秕。”于是发心舍俗出家,随从道安法师修行。纵观大师一生的德业,可概述为四:
 
  (1)弘护佛法,尊严僧格
 
  远公大师出家后,卓尔不群,发心广大,“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进为道,无时或懈,道念日纯。道安大师常常赞叹说:“使佛道流布中国的使命,就寄托在慧远身上了!”于此可见远公的器识超出常伦。远公二十四岁时,便开始升座讲经说法,听众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远公便援引庄子的义理为连类,采用格义方法,令听众清楚地领悟。由于这种讲经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师便特许远公阅读外道典籍。远公讲道之余亦勤以著述,相传鸠摩罗什大师读到远公所著《法性论》后,大加赞叹云:边方未见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
 
  在弘法传道的过程中,许多人皈投到远公座下。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大师为前秦苻坚所执,往长安,其徒众星散,远公率领弟子数十人,打算去广东罗浮山,路过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到庐山清净,足可以息心敛影办道,于是驻锡庐山的龙泉精舍。时有远公的道友慧永,对刺史桓伊说:“远公刚刚开始弘法,就有很多的徒众来亲近他,将来一定有更多的学者来追随他,如没有一个比较大的道场,那怎么行?”桓伊听了这话,发心建造东林寺。远公自此以东林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三十余年迹不入俗,影不出山。由于远公的德望,当时的东林寺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天竺僧侣,望风遥仰,“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庐山东林寺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译场,作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
 
  远公作为一代佛教领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针对当朝某些官员提出沙门应礼拜帝王的说法,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高标出家修道的胸襟,云:“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也。”远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赞叹修道的功德,无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强。由此,远公严正声称:“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可谓掷地有声,凛然刚骨,力争僧格的尊严与独立。迫使篡位的桓玄,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自此便成为中国的规约。
 
  远公志逾丹石,不畏权势,心量广大,惟道是从,保持着崇高的僧格形象。试以二例为证。其一,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辅国何无忌曾劝远公在江干候迎,远公称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为忤,反而来信安慰远公,谓“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法师既养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无复因,增其叹恨”。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军经过庐山,要远公出虎溪一见,远公亦称疾不堪以行,绝不破例出虎溪去见宾客,桓玄只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气十足,不肯向远公敬礼,哪知一见远公的严肃神韵,不觉自然而然地致敬起来。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远公答云:“立身行道。”桓玄称善。桓玄的问难基于《孝经》中“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此经文非难慧远“剪削”(剃发)为僧的行为,置对手于“不孝”的地位。远公“立身行道”的答语也出自《孝经》,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像远公这样的人,实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的确是个高僧大德!其后桓玄沙汰僧众,特对他的僚属说:“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当罢黜。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远公为此致书桓玄,广立沙汰僧人的条制,桓玄悉皆遵从。由此可见远公感化人之深。远公具深厚的摄受众生之婆心。陆修静乃异教学者,而远公送过虎溪,不以人而弃其言。陶渊明耽湎于酒,而与之交往甚密,欲其参加莲社,简小节而取其旷达。朝廷叛军首领卢循,远公执手叙旧,慈怀平等。足证远公荷负至教,垂裕天人。祖师风范,高山仰止。
 
  (2)道隆德盛,威神莫测
 
  远公一生德业隆盛,饮誉遐迩。许多外国僧人都说震旦有菩萨大士应化,经常焚香礼拜,钦仰庐山。远公本迹,吾人难以测度(鸠摩罗什大师赞称为东方护法菩萨),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亦足以感发人心。
 
  远公率众初抵庐山时,寻找创立寺宇的地方。一日与诸弟子访履林涧,疲息此地,群僧并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处宜立精舍,当愿神力,即出佳泉。”尔时,远公以锡杖掘起,清泉涌出,因之构筑堂宇。其后天尝亢旱,远公率诸僧转《海龙王经》,为民祈雨。转读未毕,泉池中有物,形如巨蛇,腾空而去。俄而洪雨四澍,旱情缓解。以有龙瑞,遂名龙泉精舍。
 
  建造东林寺之初,木材匮缺,远公为此发愁,夜梦山神禀告:“此山足可栖神,愿毋他往。”当夜天空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殿前水池中,涌出许多上好的木材(出木池遗址尚存东林寺)。刺史桓伊大为惊讶,更加相信远公是神僧,召呼百姓出工出力,建寺速度加快。因将大殿称作神运宝殿。
 
  陶侃在广州作刺史时,一渔人见海中有神光,撒网至放光处,得金文殊像,上有“阿育王造”的字样。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养。后来,寒溪寺遭火灾,殿寺全被焚毁,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后,派人迎请金文殊像,谁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多次打捞,了无踪迹。当时有民谣云: “(金像)可以诚至,难以力招。”东林寺建成后,远公至江上虔诚祷之,金像忽然浮出水面,遂恭迎金像至神运殿,另造重阁以供奉,并制文殊瑞像赞。
 
  远公容貌威严,令人一见顿生敬畏之心。据传记载:时有慧义法师,以强正自命,不肯服人,对远公弟子慧宝说:“你们都是一班庸才,所以对慧远推服得不得了。你们看我和他辩论。”及到听远公讲《法华经》时,屡次欲提出问题来问难,终因心情战栗,汗流浃背,一句也不敢问。另有谢灵运恃才傲物,一见远公,肃然心服。足见远公感格人心之威德。
 
  (3)礼敬梵僧,迻译佛典
 
  东晋时代,佛法虽已不断地传入,然尚不完备,所以梵僧来华弘化者,仍然络绎不绝。远公感于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取经,得到诸多梵本佛经。远公遂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
 
  远公重视与梵僧大德交往,礼请他们弘法译经,略举数例:
 
  (一)弗若多罗是专精《十诵律》部的学者,曾与鸠摩罗什合译《十诵律》,不幸未译完,就忽尔去世。远公对此非常慨叹,痛惜大法不能东来。后来,以律藏驰名的昙摩留支来到关中,远在庐山的远公即遣弟子昙邕入秦,亲笔致书昙摩留支,请他发心将未译出的《十诵律》余分翻译过来,昙摩留支受远公的至诚所感,遂将弗若多罗未竟的部分译出,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二)鸠摩罗什大师佛学精深,独步阎浮,于姚秦时代入关,大兴译场,学者云集,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远公常常修书通好,殷殷致问,请教修证佛法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其问答内容具见《大乘大义章》),表现出远公作为一代祖师,心胸广大,谦谨好学的风范,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三)佛陀跋陀罗尊者,又称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释迦族,甘露饭王后裔。以精通禅律驰名,于义熙四年(408年)来到长安。觉贤三藏因被人指斥显神通而见摈于北方,远公特遣弟子昙邕入关,替他们和解,由于觉贤不愿再回北方,便投奔远公。远公予以热烈欢迎,邀他加入莲社,请他翻译佛经,并以负责的精神致书国主姚兴,为觉贤解除了被摈的处分,恢复了觉贤的名誉。后来,觉贤又被邀到建康道场寺,译出《华严经》(晋译六十卷)、《僧祇律》等佛典13种共125卷,为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华严宗风的阐播,亦造端于觉贤的南下。南下的觉贤,所以有造于我佛教,其功仍在远公。假定不是远公的宽弘大量,觉贤虽怀大法也无由播扬。觉贤三藏终生不忘远公的知遇之恩,遗嘱圆寂后骨灰安放东林寺,其舍利塔建在东林寺。觉贤是历史上第一位葬在庐山的外国僧人。
 
  从上可见,远公大师虽则是净宗行人,然对大乘各宗各派的弘传事业,都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推动。这种为法的精神,表现出一代宗师的德操。
 
  (4)启建莲社,上品往生
 
  远公在庐山东林寺结莲社,率众精进念佛,共期西方。凿池种莲花,在水中立十二品莲叶,随波旋转,分刻昼夜作为行道的节制,称为莲漏。由于修行的理论与方法正确,莲社123人,均有往生净土的瑞相。远公临终预知时至,将一生三次见佛的事实告知弟子,制订遗嘱,依古礼露其形骸于松林,与鸟兽结缘。至期果然安坐而化,上品往生。享寿八十三岁。
 
  远公大师往生,道俗奔丧,络绎不绝。四众弟子不忍露骸松林,便奉远公全躯葬于西岭,治冢垒塔,谢灵运作碑文,以铭其德。后人在寺中图画远公像,令人瞻仰。远公大师德业广被,自晋至宋历代帝王谥号追荐多达五次。慧远本姓贾,出身于仕宦家庭。他从小喜好读书,十三岁时即随其舅父令狐氏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读了大量儒家、道家典籍。《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致使当时的宿儒贤达,莫不叹服他学识渊博。
 
  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 354年)慧远二十一岁。当时,他仍志在儒学,而政治动乱的东晋社会使他产生了避世思想,久怀隐居之愿。他打算远渡江东,就学隐居豫章(今江西南昌)的范宣子。范宣子雅好经术而拒绝作官,名重大江南北。可是这时正值石赵统治集团在石虎杀后内部矛盾激化,互相残杀,东晋又连年北伐,中原再度陷入极大混乱,南路阻塞,使慧远不能如愿南下。当时,佛图的大弟子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宣传佛法。慧远听说后,便携同弟弟慧持前往恒山,拜师求救。上山后,他听道安讲了《般若经》,“豁然而悟”,叹息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高僧传·释慧远传》)于是毅然与弟弟投簪落发,开始了佛教僧侣的生活。
 
  在道安的弟子中,慧远“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他贫旅无资,连衣服也常常缺乏,可是始终坚持不懈,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精心思考。道安见他聪明勤奋,对佛教义理领会得非常深刻,常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把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慧远师事道安仅三年,由于勤奋钻研,学业优异,便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开始讲解《般若经》。般若学所宣扬的“实相”,即所谓超时空的本体,听众往往感到很难理解。有一次,一个听众对道安阐发佛法的论著《实相义》提出质疑,慧远援引《庄子》义作类比来解释实相,使听众很快明了。从此之后,道安唯独允许慧远不废俗书,可以引佛典以外的书籍来比附说明佛理。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 365年),慕容氏侵扰河南,慧远随道安避难到了湖北襄阳。当时,名僧道恒在荆州一带宣扬般若学的“心无”义,影响颇大。“心无”义主张排除外界万物对心的干扰,没有否认外界万物的存在。这在般若学其他流派看来,是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所以引起佛教界群起而攻之。慧远奉道安之命前往慰问正在患病的竺法汰。竺法汰这时指使一个弟子去跟道恒辩难。慧远去后,也就席向道恒攻难。据《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载:
 
  慧远就席,攻难数番,关责锋起。恒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尘尾扣案,未即有答。远曰:“不疾而速,杼柚何为?”坐者皆笑。心无之义,于此而息。
 
  “不疾而速”,语出《易·系辞》。“杼柚”,是织布机部件,杼即梭子,柚即轴子,引申为反复思考的意思。“心无”义主张心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所以慧远反驳说,既然“心无”能“不疾而速”,又何必苦费思索!慧远巧妙地援引《周易》驳斥道恒,使道恒一时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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