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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

聚焦人物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本为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后徙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中国东晋时期名将,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任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他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称道。是我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 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时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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