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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

聚焦人物

谭嗣(sì)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母亲徐五缘。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谭哥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哥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在浏阳,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
 
   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
 
   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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