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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道出财富真相:中国五千年历代首富沉浮录

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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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梦,有多少富豪辛勤打拼、辉煌一时,到头来又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的金山银山早已不见踪影,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个个或惊险、或励志、或悲壮的财富故事。

  一个哈姆雷特,有一千种解读。对于历史中的富豪,我们更关注他们投资理财的思想、手段,以及财富积累与时代变迁的关联。

  几千年之间,中国经济从曾经的世界第一,发展到后来的衰败,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太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但是关于财富的许多规律并没有变。他们有些已经融入我们的传统习俗中,形成了中国人的优秀品德;有些则悄悄躲在你我身后,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忙着赚钱,或许是因为距离钱太近了,很难看清楚财富的真实面孔。于是,我们站在远处,透过已化为历史的古代富豪们的传奇故事,可能会容易发现财富聚散的规律。

  在我们“读史书为古人担忧”的时候,你可能不经意间会发现,你寻找已久的答案,就躲在这些富豪们曾经的激情岁月中。

  古代富人如此发家

  在古代,最大的富豪是皇帝,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如果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勤奋读书为皇帝打工,才是赚钱的正道。可惜古代教育普及程度远不及今天,多数没有文化的人,要想过上富裕的日子,最直接的途径便是做生意。

  历朝历代中都不乏平头百姓通过经商理财致富的。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工商业者共52人,他们通过商业贸易、理财获得了财富。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觑,古代富人中的赚钱理念,我们今天仍可借鉴。


  掌握供求关系赚大钱

  秦朝末年,督道县地处边疆,县里驻扎了很多军队,储藏了很多军用的粮草和犒赏军队的金银珠宝。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汉王刘邦带领军队攻下咸阳城,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听到此消息后,地方官和驻军四散而逃,县城一下子由曾经秦朝的国家仓库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当地的平民在战乱中纷纷打开仓库,抢劫里面的金银财宝,很快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但是唯独粮仓无人问津。因为在众人眼中,粮食远远不如珠宝值钱,况且兵荒马乱之时,众人四处逃难,粮食也不好随身携带。

   但是一位人称任氏的粮仓管理员认为,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张嘴吃饭的,粮食一定是重要的东西,于是任氏和家人一起在自己家挖了很多地窖,把没有人要的粮食用马车悉数运到自己家的地窖中。

  秦朝灭亡之后,楚汉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贵,曾经抢到金银珠宝的人把财物拿出来换粮食,任氏通过出售地窖的粮食把当地的金银珠宝收入囊中,很快任氏由仓库管理员变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任氏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大力发展农田畜牧,购买价贵质高的产品,最后任氏的富有延续了好几代。

  提前预测到未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抓住未来供求关系的重点,是任氏能够在乱世发家的关键,但是不可否认,任氏发家也是在恰当的时机下。在今天,类似任氏的发家机会虽然不再有,但是任氏对于商品供求的预测是值得借鉴的。

  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有这样一句话:“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在古代,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

  战国末年,甘肃省平凉地区在当时被称为乌氏。一位人称乌氏倮的普通牧人,以放牧牛羊为生,通过十几年的辛勤劳动,乌氏倮的牛羊小有规模。但是某天他登上山顶,看到各个山谷中满山满谷的牛羊都是西域国王的财产。乌氏倮在羡慕之余想到,如果以自己目前的方式,恐怕几辈子也积攒不下这些财富。

  乌氏倮苦思冥想后,卖掉牛羊,在中原地区买了很多精美的高级锦缎,运回西域后,献给西域国王。国王高兴之余,以大量的牛羊作为回报。而牛羊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以山谷来计算数量。

  乌氏倮通过牛羊和锦缎的往来贸易,获利十几倍,这正是通过和西域国王这个大主顾做买卖获得的。看来,做“倒爷”挺好!

  垄断市场得暴利

  汉成帝年间,成都人罗哀替石氏掌管钱财,石氏很相信罗哀,给了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两地通过贸易贩卖经商赚钱,罗哀带着一万钱来到京城经商。几年之后,罗哀的一万钱被他打理到一千多万钱。

    但是罗哀还是觉得财富增长速度慢,贩卖的利润是有限的。于是罗哀动了动脑筋,他把这一千多万钱,拿出其中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让他们把井盐的生意全部交给他来做,不让别人做这份买卖。在罗哀垄断了井盐生意后,他还把剩下的钱贷给其他郡国。由于有曲阳侯和定陵侯的撑腰,也没有人敢欠他的债。这样罗哀一年的利润就是他投入本金的一倍。

  任何时候,垄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高利润也意味着高风险,毕竟有太多的人盯着这块肥肉。历史上官商勾结搞垄断的人,有好下场的人并不算多。

  暴利与性命可兼得乎?

  资源性生产很吃香

  在古代经商,可以做奢侈品买卖,买卖珠宝玉器,古玩珍奇,和有钱人打交道,获利百倍。也可以做小本买卖,贩卖衣食住行生活所需,虽然利润微薄,但是消费者多,出货量大,也同样可以发家致富。但这些市场,只要有本钱,谁都可以玩,但是稀缺资源性的资产就不一样了。

  秦国攻破赵国的时候,赵国卓氏夫妻被流放到蜀郡。被一同流放的犯人们,都拿着自己的积蓄贿赂管事的官吏,请求他们把自己迁徙到近一点、条件好一点的县城居住。只有卓氏一家打听到一个情况,某个偏僻的县城里面,地方狭小、土地贫瘠,但那里的百姓善于经商,而且这个地区富藏铁矿。于是卓氏夫妻要求流放到这个很远的地方。

  卓氏夫妇的决定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在那里的山上开矿炼铁,铸造铁器,还与滇、蜀地区的人们做买卖。经过卓氏夫妻的苦心经营,他们变得很富有,家里雇得起八百个奴仆。

  无独有偶,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程郑,也在流放地经营冶炼锻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和卓氏夫妻的富有程度不相上下。卓氏夫妻和程郑属于技术型人才,他们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做生产加工,然后出售,颇有前店后厂的范儿。卓氏夫妻和程郑都进入了“蓝海市场”,以此致富。

  新行业造就新财富

  就像当今电商、智能手机的出现带起了一大批富豪一样,古代商人的富有和当时的产业浪潮一样密不可分。

流通业是汉代盐铁之外最易致富的行业,可谓当时新兴经济增长点,汉代冶铁富商孔氏靠冶铁铸造致富后,投身于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靠着长途贩卖,孔氏实现了财富的再次飞跃。

  宋代职业经理人阶层萌芽,当时他们被称为“干人”,他们依靠为大家族理财而积累财富,清朝首富伍秉鉴的父亲在创立怡和行之前,就在当时广州首富潘启家为其理财。

  明朝由于棉花种植的扩大和棉纺技术的革新,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松江府志》记载:“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棉纺织业的繁荣催生了以产销棉布为业的江浙商帮,他们主要由布号商人、染坊与踹坊商人、远途贩运商人组成,围绕着千家万户的织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

  古代商人地位低攀权贵致富 被先用后弃伤不起

  千百年来,国人对商人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财富的追求一直未停止过,商人拥有诱人的魅力;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谈论始终上不得台面,读书人认为金钱充满着“铜臭味”。

  商人也不容易,积累期的辛苦自然不提,就是富有后也未必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拥有巨额财富并不能享受与其财富等值的风光。

  在汉代,“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自《史记》后,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商人的完整记录,妓女在史书上出现的次数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盐业、边贸和金融

  业,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但在536卷的《清史稿》中仅记载一个晋商而已。

  商人的原罪:妖邪之气与“渡口”模式

  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商人被认为背负着原罪。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对商人的歧视也是很直接的。孟子就直指商人为“贱大夫”,“原本市场很平和,东西很便宜,有了商人买贱卖贵后,物价被抬高,私肥了伤人自己,公害了天下百姓”。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会经常说到一个词语——“奸商”。不可否认,在利益的驱使面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让商人阶层即使诚信经营,也会被带上有色眼镜看待。

  在如此文化的氛围中,商人的财富经常不被统治阶级认可,民间资本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这种矛盾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着,时而尖锐,时而缓和。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先富起来的个体工商户还会被社会看不起,也是到2004年,“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才写入宪法。

  历史上很多时期,国家政权和国有资本集团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为了保护对财富的垄断和支配,抑制民间资本做大。在政府垄断领域内,则是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

  如此环境之下,古代的商人要想富起来,除了勤劳和好运气外,多数都躲不了攀上官界权贵。天性趋利的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个畸形的官商经济。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了官商模式中最为常见的“渡口”模式: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先用后弃:商人阶层的跌宕之旅

  虽然看不起商人,但是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商人,乃至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几乎全是商人阶层极度繁荣的时刻。如此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对于商人的策略经常是“先用之,后弃之”。于是,商人阶层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用”和“弃”之间跌宕。

  历史上同样辉煌的汉朝和唐朝,对于商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汉初,统治者对商人实施蔑视和压抑的政策。汉高祖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到关中,便于监管。此外还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征以重税。惠帝时规定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要交两份。不仅如此,汉初的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及其子孙从政的路径。

  但政府在微观层面上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开放关津,并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直接导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商业的繁荣。但到了后来的汉武帝,一纸“算缗令”导致了另外一番景象。算缗是指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算缗令执行三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唐代则几乎是商人的天堂。

  唐朝开国后便停止了商税的课征,把盐、铁、酒等产业全数交予民众自主经营,“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唐太宗还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让货物自由交易。因此商业随即繁荣起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其实,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荣氏兄弟:从开银庄到做实业 富过四代桃李满天下

  荣氏兄弟的财富故事早已成为一段传奇。

  荣氏家族的财富起飞于1896年,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在父亲的支持下,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之后转入实业领域,在面粉、纺织这两大民生领域大举发力,一度辉煌。

  各种企业难题,一个都不少

  食品安全、危机公关、资金链面临断裂、高管招聘、员工管理等一系列让现代企业都很头痛的问题,荣氏兄弟靠着自己一点点地摸索,硬是都走了过来。

  面粉业是荣氏兄弟最先进入的实业领域。20世纪初,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漏卮日盛。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赢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

    面粉这种食品,在当时还属于一种新产品。和现在食品企业有时会面临食品安全谣传一样,当时也传出“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祭造,才竖起来的”,“机制面粉看着白,却没有营养,吃了会不消化的”,更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保兴面粉有毒,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种种谣言令保兴面粉厂濒临破产,幸好后来荣氏兄弟以高薪聘来营销高手王禹卿,为工厂打开了销路。

  在当时不稳定的局势下,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问题是家常便饭。1908年,荣氏企业遇到了第一次资金危机。国内小麦歉收,外粉大量涌入,市面上麦贵粉贱,面粉厂连续两年大量亏损;荣宗敬投机股票赔钱;运送低价购进洋粉的船触礁沉没;账房先生席卷了仅有的一点现款逃走……门口讨债的人已经排成了队。

  这时候高薪请来的王禹卿又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摆下一个空城计,说老板去买机器了,生生地把债主给骗走了。荣氏兄弟请来的贵人不止王禹卿一个,还有“大聪明人”薛明剑,他在企业员工管理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荣氏兄弟另一次大的危机便是申三纱厂的员工管理。1924年,工厂里的工人分为两派,一派是整日抽鸦片、泡堂子的大小工头;另一派是掌握技术的工程师和工商中学毕业生。两派矛盾不断,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但是工头派的力量依然强大,甚至在工厂宣布废除工头制之后,工头们靠着打砸工厂、殴打工人让工厂收回成命。

  从此工厂的人事改革变为循序渐进式,加大新员工培训力度,逐步减弱工头势力。到了1927年,大革命的新思潮汹涌澎湃,废除工头制也水到渠成。申三纱厂人事改革推迟了将近三年,但在中国各厂家中是最早实施的。

  富过四代,桃李满天下

  荣氏兄弟创办的商业帝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到如今已经是第四代。“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这句荣家的经商家训已经融入这些子孙的血液,并不断演化为新的财富。

  在荣氏家族中,荣毅仁这一辈健在的已经不多,比较活跃的只有荣宗敬的幼子荣鸿庆,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这家银行有望成为首家在大陆开分行的台湾银行。

    荣智健的同一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荣智鑫,其父荣伟仁是荣德生的长子。他成立了一家名叫美联的烟草公司,后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从中净赚一亿多港元。1975年,荣智鑫又成立了荣文科技有限公司,七年后公司在香港上市。

  荣智美,荣智鑫的二姐,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有“德国商界女强人”之称。

  荣智宽,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

  当然,这些人中最为成功的当属荣智健,曾经三次荣膺中国首富。

  荣氏的第四代继承人也已经开始崛起,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和女儿荣明方都名列其中。荣智鑫之子荣文渊,不仅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还控制着浩荣、荣文等多个公司。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

  荣氏家族的开枝散叶正不断印证当年毛泽东对荣家的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至千金。

  ---《史记。货殖列传》

  买进卖出时都等待时机,以获得十分之一的利润。十九年的时间内,三次赚到了很多钱。

  点评:

  作为从民国走来最为成功的实业家族,荣氏家族一百多年来一直不断拓展、壮大。稳扎稳打、低调稳重、善于自我调整一直是其鲜明特色,正是因此,荣氏家族才安全走过了最为动荡的岁月。

  揭秘古代人赚钱秘诀:土地生金岳飞也是大地主

  财富聚散终有时,来时挡不住,去时留不得。这背后,几千年来谁在主宰?

  斑斓的历史画卷中,商人的面目多数被碾碎、轧平,变成一抹灰色的背景,财富涌动其中,被压抑、被贬斥、被剥夺,然后被冷落。于是,我们抖落画卷上的灰尘,底色虽不再鲜艳,但仍算生动,足矣。

  我们试图从历史的点滴中找寻到千年不变的财富密钥。

   贩卖为王

  一个不生产任何产品只提供交易平台的淘宝,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的注册用户超过了3.7亿,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成为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两家国内最大的连锁家电销售企业国美和苏宁,多年前就因“进场费”争论饱受制造商的诟病,但时至今日,两大巨头仍是这些家电制造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贩卖很赚钱,不仅现在如此,五千年来都是如此。

  利润都在通道手中

  仔细审视“贩卖为王”这一重要的现代商业理念,中国几千年来似乎都没有过根本性的变化。细数历代的富商大贾,竟然也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有实力的贩卖者对生产者压价,对购买者抬价,利润远高于生产,擅长低买高卖的投机买卖者成为真正的财富主宰,最大的利润掌握在“通道”手中。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个提到的具有传奇经历的著名商人,就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又在位极人臣之时急流勇退下海行商的范蠡,《史记》就说他“候时转物”,即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转运不同的商品,低买高卖。

  尽管历史记载范蠡从事的产业主要是农耕和养殖业,但其重要的商业思想却源自他从事的季节性长途贩运,其中一个著名的经商理念就是“待乏”。 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季的时候要储备皮货,冬季的时候要囤积薄纱,旱天购买舟船,天涝购买车辆,一切都需要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百倍千倍之利。

  另一个靠贩卖成为富豪的商人,名气也颇为响亮,他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正是贱买贵卖的意思。据说子贡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贩卖的商品是珠宝,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满城皆是“游闲公子”

  在商品经济还并没有真正发达的春秋时代,商人就已经靠贩卖商品成为巨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通过长途贩运和商品贸易致富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要使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商人最重要的致富途径,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乱不少,但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于是也就拥有了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为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与欧洲中世纪之前封建分割、自给自足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商业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王俞现,在其作品《中国商帮600年》中谈到山西商帮在明朝萌芽的真正原因时就认为:明代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汲水用的那个辘轳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其次,自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铜钱的规格和形状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但铜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笨重。随着商品交换的空前发展,在宋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一方面这说明长距离大规模的贸易流通异常活跃;另一方面,这种货币创新也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贸易流通领域的发展。

  最后,“贩卖为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要追溯到绵延千年的集权制度上了。中国历史早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其他领域成就斐然的巨商,盐铁就是很好的工商合营产业,其

  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进行贩售。

  但这种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从管仲之后就开始了国有经营的传统,到汉武帝时期更达到全面的国有垄断,目的无非是通过对这两种基本资源的占有掌握经济命脉,巩固中央集权的绝对地位。

  吴晓波在他的新作《浩荡两千年》中就认为,管仲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间接税”或者说是“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上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赋税,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差异所在。

    制造业所需的资源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商人当然没有发挥的空间,于是流通领域的低买高卖就成了更容易致富的方法。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商人获得短暂自由发展的西汉初年,《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靠冶铁致富的魏国大梁人孔氏,也是在致富后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的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

  土地生金

  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面对面地访问了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千万元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他们平均年龄在39岁左右,其中四分之一是靠地产致富,而全球富豪从事地产行业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一个私人拥有房屋产权只有70年的国家,房地产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中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当然不是偶然。那些代表家庭和安全感,进而代表财富和权力的房屋,正是两千年来农耕社会所传承的对土地和房产的特殊情结。

  “大地主”岳飞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我们几千年来生活冲撞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土地资源的你争我抢。可见,土地乃是人类永不可磨灭的财富,但土地的供给却难以在短期内扩大,因此,土地在财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作为富豪榜上六位中国人之一,成吉思汗的名字赫然在列。在对他的介绍中,职业是侵略者,资产为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财富用占领的土地来衡量的话,成吉思汗恐怕是从未有过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联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后开始占领了将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鲜、俄罗斯。成吉思汗,他名字代表的含义就是“世界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土地就是他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对普通人来说,土地和房产是保值增值功能最为明显的资产,也是最好的可传承资产。

  岳飞生前不但善于打仗,还精于买房产。宋高宗因忌恨他阻拦自己与大金议和,将其杀害。宋孝宗上任后,为其平反,凡是有真凭实据的房产全部返还给了岳飞的子孙。户部调查后,写过一份报告:“岳飞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岳飞光在江西就有“房屋498间、田地2300亩,出租的土地,一年纯收租不低于11万斤。加上皇帝的巨额赏赐、杭州的别墅、高达48万元的月薪??”简直是名副其实的富翁。岳飞二十岁从军,四十岁受害,可谓戎马一生,尽管身后再多的产业也无福消受,但这些实实在在的不动产还是安全地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超越金银的保值功能

  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土地的保值增值功能要强过金银。原因很简单,金银就是一块金属,放久了能不磨损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谈得上增值?土地就不同,不管是租给人耕种,还是建好房子租给别人居住,都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土地本身的买卖交易也很方便,几乎没有卖不出去的可能(除非是战乱年代)。

  土地就像一台永动机、摇钱树,只要拥有,便可一直得利。而且买卖土地的风险,比买卖股票基金小多了。股票基金都是被人为包装过的,而且未来会如何,很难有人预测得准。但土地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不识字的农妇,也可以轻松地判断出一块土地的好坏,或者一处房屋的优劣。所以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城镇妇女一旦有了点钱,就会在附近买块地租出去耕

  种。现代,城市中买很多房子出租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投资操作的难度之低,只要有钱几乎人人会做。

  正是因为这种金银和珠宝都无法替代的财富保全与传承作用,土地和房产对财富积累的意义才尤其重要。

  历史上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将农业经济放在宏观政策的主导地位。社会要稳定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之所以“重农”之余还要“抑商”,就是因为统治阶层认为,作为副业的工商业的发展会冲击主业的发展。特别是富商大贾力量的膨胀,恰恰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会渐渐发现“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纷纷跑去做买卖,没人种地了;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靠经商发了大财的人,为了守住自己的财富都去买土地、建房子,把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夺了去,致使农民流离失所,破坏社会稳定。

  可商人没有地位,只能靠拥有土地和房产给自己更多安全感。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吴晓波认为,司马迁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营利性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

    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写道:“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由于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山寨”千年

  此“山寨”非彼“山寨”,但又多少与当今中国颇为尴尬的“山寨”有些渊源。几千年来,古人致富的诀窍无非是模仿(做学徒或者向身边的人学习),再加上诚信+勤奋+运气。 商业模式的创新在几千年中少之又少,就连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慢上加慢。

  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有视创新为洪水猛兽的基因。传统的理学家认为,人们一旦把注意力放在新奇的玩意上,心就乱了,国家也就跟着乱了。

  这就造成,中国商业的地域性也很强。说直白一些,就是扎堆在一起互相“抄袭”、相互“山寨”。由此想到今天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厂商、晋江满大街的鞋厂、温州到处的服装厂,也可以理解这是几千年的一脉相承了。

  “低贱”的商学院

  经商之道需要系统的理论传承和实践思考,突破性的创新也需要以此作为基石,但长期在“重农抑商”思想的禁锢下,商业教育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历代的理论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经商的教育,连商人的面孔都是模糊不清的。

  《史记》中着墨最多的当然是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而专门写工商业者的《货殖列传》在其中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被放在了倒数第二篇。在司马迁之前,专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书籍从未有过,而在司马迁之后,除了班固的《汉书》模仿司马迁的写法有一篇《货值传》之外,再也找不到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文献了。几乎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也是司马迁的卓越之处。

  春秋末期的大商人白圭,被誉为“商人之祖”,也是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据说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都已经失传。唯一一部能称得上经商理论的著作《计然之策》也被描述得面目模糊,范蠡曾用它使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现了富强,他自己也用《计然之策》家累万金,成为一代巨富。其中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等商业原则成了当时商界的“葵花宝典”。

  但就是这么一部经典,却也已经失传,更可笑的是,至今人们都没搞明白这《计然之策》里的“计然”到底是作者本人,还是只是书名,或原本就是范蠡本人。

  关羽的财神位是山西人赢来的

  其实,从仅有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人在经济领域中是十分早慧的,但教育的缺失让这些经典的东西慢慢消融,再加上传统上对商人的歧视,很少有人愿意为经商之道著书立说。于是,商人的经商智慧更多只是靠简单的口口相传和互相模仿,看邻居或亲戚家这样赚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地去干,不仅传播的内容有限,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到了近代,这种商业文化的地域性传播,加上以家族和地域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特点,使得商人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为商帮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明代兴起的晋商就是很好的写照。“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堪称是一个“白银帝国”。因为其信奉关羽,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全国,与晋商崛起不无关系。直到今天,大家几乎一提财神便知指的是关羽,但其实在之前很长的时间内,关羽只是山西人的财神而已,其他各省都供奉着自己的财神。

  商帮文化以其血脉关系、内部联系和捆绑在一起的利益,撑起巨大的垄断势力网,成为商人的“保护伞”,但是一旦商帮中的核心力量遭受打击,其他的商人也很难幸免。这是一条

  用锁链串起来的救生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刀口舔蜜

  几千年来,许多中国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刀口舔蜜”的危险处境,只看别人表面风光,不知他人背后凄凉。手握财富的辉煌,让太多人前赴后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既使意识到,又有多少人能抵御那风光的旖旎诱惑。

  福布斯“索命榜”

  当今的福布斯富豪榜在民间还有一个谐称——“索命榜”,许多富豪宁愿给钱也不愿意上榜。因为富豪榜的威力已经显现,榜上有名后,过不了几年出事的人很多。抛去个人品性优劣不谈,至少从商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本期稿件中,我们盘点了中国几千年来12位顶级富豪,其中的多数最后不是被杀,就是在凄凉中死去,哪怕之前再如何辉煌。

  财富过多,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会被视为“亢龙有悔”“不祥”,因为太让人羡慕嫉妒恨了,甚至连皇帝都想来分一杯羹。但又有多少人有范蠡那样的大智慧,一旦有了钱,就散了,然后再赚钱。看起来荒唐,其实却躲过了多少杀身之祸。

  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的中国第一人是刘瑾,明代正德朝的一个宦官,他的所有财富均来自贪污,传说其受贿所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后所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才仅为白银20万公斤。另外一个被《华尔街日报》排进富豪榜的是和珅,点评只有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

  这两个权臣的悲惨结局,归根结底还是对财富的贪婪,而且无比守财,最后只能变成过路财神,无福消受。

  别离“皇帝”太近

  和皇帝关系太近,赚钱会快,但可能“死”得也快。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清朝初年,山西介休的范家是顺治帝扶植的八大皇商之首,曾在明末依附满人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曾因自愿承担部分费用为清廷运送军粮受到政治上的表彰,在经济上得到的实惠当然更大,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范家极盛之时,整个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家产遍布南北各地。

  可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作为军粮运输商的范家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限制出口,朝廷官员趁机催讨官铜,范家接连受到打击,由此欠下巨额债务。两年后,朝廷以欠款为由抄办范家,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

    如此的“皇商”“官商”的例子,历史上何止成千上万,著名的就有吕不韦、石崇、胡雪岩、张謇??就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不过是一个败落官商的牺牲品而已。

  “先用之,后弃之”,已经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像江春那样,能讨皇帝一辈子开心、老年还能受皇帝接济的又有几个人呢?

  中国古代富豪的特点就是大多与最高权力结缘,其财富来源或为官商所得,或为贪污所获,其致富积累速度之快、财富量之大在中外富豪中皆属罕见,但也正因为其与最高权力太过接近,风险也很大、败落速度也最快。古谚云“富不过三代”,恐怕就是这样的道理。

  张謇:下海官员首创股份制企业 太贪心导致破产

  张謇中状元的那年已42岁。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26年间,他进出科场20多次,长时间的科考煎熬使得他中举后心情复杂。

  老天可能真没给张謇太多做官的机会,中状元不久父亲病逝,张謇只能在家守孝三年。之后的局势,使得官员张謇“被下海”。事实证明,八股文培养出来的一介书生,其模仿创新能力也很强,张謇硬是从无到有创办了一个庞大的纺织帝国,兴盛时年利润达千万两白银之巨。

  构建股份制企业雏形

  1895年夏天,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张謇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这年12月,张之洞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

  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纺织市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空间。纺织这种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工业,正是中国的强项。

  张謇把大生纱厂放在了天生港码头唐闸,通扬运河经此而过,离南通仅6公里。南通、海门和崇明当时盛产棉花,周边农户世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20多年后的唐闸充分反映了张謇选址的睿智。在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而“唐家闸”三个字却赫然在列。

  张謇在工厂开机之前,就执笔《厂约》拟定章程,对个人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做了具体规定。除《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多达195条,这在当时可谓自办企业章程的最高水准。

    纱厂的成功,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更离不开制度创新与眼光。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视野是十分开阔的,“股份制企业”这个现代名词,已经在张謇的手中玩得很转。

  大生一厂建立第一年便赢利,大生二厂筹备时,便开始利用募集股权的形式筹集资金,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1920~1921年,大生股票行情是上海报纸每日必登的重要新闻,大生股票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无愧于良心,满足不了贪心

  实体经济最怕的就是经济危机,张謇也遇到了。

  张謇的生意失败源自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工厂连年亏损。放在今天可能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但是当时的民国初年,一没有政府扶持,二没有金融机构支援,加上之前冒进的多元化经营,大生纱厂的资金链很快面临断裂,逼得张謇出国借钱。远水难解近渴,直到去世,张謇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意出现转机。

  根据史料记载,张謇犯的商业错误,有些是现在看来很低级的,有些却也是现代人常犯的。

  大生纱厂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入账,进入周转资金中,企业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这样企业的利润自然会增加很多,大生纱厂却一向获利全分,即使在筹办期间,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分红。这导致相应的公积金、折旧等很低。长期以来,大生一厂、二厂公积金累计不过120万两白银。

  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企业的资金链会因此十分紧张,抗风险能力自然不提。但在股份制企业刚刚兴起的当时,整个商界的经验就是如此不足。

  张謇的多元化和冒进,却也是现代商人常犯的错误。

  “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张謇投资扩张过多,大生二厂、三厂、八厂都是在资本根基不稳固的情况下匆忙上马的;加上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大生纱厂被严重拖累。大生内部一些人看到通海垦牧公司有了厚利,纷纷组建盐垦公司,投资额在2 000万元以上。这些公司都是张謇在过问,张謇用人不当,急于求成,这些盐垦公司几乎都是失败的。

    但张謇摸着良心,觉得自己对得起股东,自己为股东做牛做马30年,就是大生破产,也可以光荣结束了。大生一厂、二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但股东永远不会知足,张謇不愧对良心,却满足不了股东的贪心。这也是多数上市公司永远的痛。

  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

  ---清代歙县商人吴炳

  点评:

  张謇是个半路出家的商人,无心为之,却玩得很大。可能是实业救国心切,张謇在资金使用上十分冒进,成功后,却没能未雨绸缪。尚不知什么是经济危机的新生股份制企业,其脆弱的风险抵御能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几无招架之力,实为一憾事。

  伍秉鉴:大规模海外理财成千年来中国首富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这是清代大贪官和绅的绝命诗。如果清代首富伍秉鉴在晚年读到这首诗,想必也会有一番感慨。作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商人,因为生意上的成功被景仰,也因为对民族造成的损伤而被人唾弃,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他的本意。

  在《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伍秉鉴是入选的中国人中唯一的商人,但巨额的财富拯救不了这位在帝国残阳中挣扎的老人。

  帝国儒商:诚信、低调、谨慎

  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广州成为唯一保留的通商口岸,“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十三行”垄断了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闭关之后的100年内,广东“十三行”上交的关税占到清朝总体的40%,清朝的海关被私人承包了。

  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年代,“十三行”想不赚钱都难。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其父伍国莹一手创办的怡和行。作为“十三行”之一,怡和行出口的商品又有着过硬的质量。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伍秉鉴对其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进行估值,共约260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亿元),在西方人眼里,他就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建在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个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伍秉鉴身上有着明显的中国儒家的个性:谦和、胸怀和自律。据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很少穿官服(三品),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主动帮助同行,甚至撕掉外国借款人金额不菲的借据。换个角度说,他也像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商人。

  伍秉鉴抓住的是清朝末年与海外贸易的商机。在东印度公司淡出中国之后,在对华贸易中势力最强的三大洋行,都受过伍秉鉴的扶持。伍秉鉴和洋行做的是茶叶的正经生意,但却挡不住三大洋行也成为贩卖鸦片的最主要力量,这也成为伍秉鉴被众人唾骂的主要原因。

  畸形的时代不可能持久,随着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广东“十三行”逐步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垄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伍秉鉴也在内忧外患和责骂中逝去。

  大规模海外理财第一人

  伍秉鉴赚取大量财富,很重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承包海关”的机遇,但他自己的精明运作也不能被忽视。在“十三行”这群最富有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伍秉鉴在累积财富方面的确长袖善舞。他的商行是“十三行”中与外商联系最紧密的一家,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善于笼络其他行商是其长袖善舞的另一面。在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时,伍秉鉴先是把自己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的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放债给他们。利润和口碑双赢,俨然一副江湖大哥的模样。

  吴晓波(微博)先生在《浩荡两千年》一书中认为,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的超密切关系。用现代的商业语言表述,那就是伍秉鉴有着优秀的自我管理、同时人脉丰富。

  或许是因为从事海外贸易的缘故,伍秉鉴投资有着全球化的视野,他大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涉足证券交易、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伍秉鉴也堪称走出国门海外大规模投资理财的第一人。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靠着借钱给东印度公司,闷声赚利息。

    1842年,伍秉鉴写信给美国友人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可惜命运没有能给他这次机会。

  点评:

  伍秉鉴代表了清代在商业上“开眼看世界”最早的一批人,从投资理念到经商范围都处于时代的前列。但这批人无时无刻不受着清政府的榨取,伍秉鉴死后,很多行商因此而破产。在林则徐的销烟运动中,伍秉鉴有着说不清楚的复杂关系,究竟他是大规模鸦片贸易的从犯,还是为外交关系鞠躬尽瘁的忠臣,实在难以说得清楚。

  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

  ------《东华录》

  山西人的习俗比较简洁,会积累许多家财;南方人习惯奢靡的生活,家里很少有储蓄。

  胡雪岩:广布人脉做官商 黑心钱仁心钱都赚

  胡雪岩:高情商的风流凤凰男

  倘若左宗棠不倒,胡雪岩的商业传奇或许不会这么快凄惨落幕。这个从钱庄学徒一步步做起,身家达到3000万两白银的中国首富,在60多年的人生岁月中,将自己的经商、人脉之术发挥到极致,但也躲不过政治大潮的清洗。

  生于寂寞,死于寂寞。

  凤凰男变官商:人脉之术发挥到极致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伙计,在几个贵人的帮助下,财富急剧膨胀。当然,这些贵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道光年间,王有龄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胡雪岩感觉这个人有潜力,可以结交,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王有龄发迹后不忘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用公款资助20万两白银,帮助胡雪岩开办了“阜康钱庄”。钱庄生意对胡雪岩有着重要意义,它提供了胡雪岩和有钱人结识的机会。靠着这个钱庄,胡雪岩看到的是一条铺满白银的路。

  早期钱庄是连年战事的受益者,胡雪岩便借机大发战争财。避乱上海的苏州富家子弟、清军将领存在“阜康”的白银就达数百万两,胡用这些资金从事投资,很快家资逾千万。

   胡雪岩显然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把自己很喜欢的沦落妓院的官宦人家小姐芸香,送给了当时已官至巡抚的王有龄。这样做,既得到王有龄的器重,又得到了芸香这个眼线。之后,胡雪岩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

  清朝晚期,一些人脉通达的中国商人开始穿梭于外商和政治势力之间,猎取需求缝隙中的暴利机遇,胡雪岩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胡雪岩结识了左宗棠,并得到了成为“国家生意”经纪人的机会,一度成为垄断者,他的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超过清政府国库储备金,达到白银3000万两。

  黑心钱和仁心钱:我要的只是享受

  胡雪岩是一个人格有些分裂的人。一方面大发战争黑心财,另一方面却开设了著名的胡庆余堂,周济老百姓。胡雪岩还是个缺少信仰、内心空虚的人,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

  清政府为了筹备塞防西征的军费,左宗棠以地方亏欠的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金额达1595万两。所有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胡雪岩具体经办,利润之丰厚难以想象。汇丰银行的借款利息只有10%,清政府却要支付15%,这中间会有多少钱流入胡雪岩的腰包呢?清政府的这些烂账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支付。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却同时在赚着仁心钱。

  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胡雪岩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受灾区民众。胡庆余堂还向老百姓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这些善举为胡庆余堂带来了非常好的名声,也带来了财运。

  不管黑钱白钱,胡雪岩总之是赚了很多钱。

  他的多数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除了先后两位正妻,还娶了十二房姨太太。 他为这些太太建造了休憩场所——娇楼,极其奢华。姬妾分室而居,而他则像皇帝一样,每晚随手拈牌招姬妾入寝,生活极其奢靡。如此的好运气和奢靡,连老天都会嫉妒,何况是人。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决定遏制左宗棠的势力,“排左必先除胡”。

    官方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丝绸生意亏本,钱庄被挤兑,胡氏帝国很快就被搞到倒闭,胡雪岩本人被慈禧革职查办。难得的是,在胡雪岩家破人亡的时候,所有的妻妾都不愿离他而去。其驭人术之强可见一斑。

  以义佐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

  ------顾宪成

  赚取利润的时候要有考虑到义气,行侠仗义的时候也要有钱的辅助,两者相辅相成,合为一体。

  点评:

  胡雪岩的破产虽与其政治后台左宗棠实权旁落有关,但胡庞大而单一的资本大厦也是其衰败的关键。他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却不愿意投资新式企业,一心坐庄生丝,宁肯把数百万现银砸在生丝投机上。他把财富全都捆绑在他的6家海关银号,一连串的票号、钱庄,26家当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号和上万亩土地上,造成最后凄惨的悲剧。

  商业天才沈万三:钱赚太多又露富遭发配

  浙江青年沈万三,会理财,当明朝首富很多年,即使发配云南也能发现商机;他爱美和艺术,硬是把一个普通的江南村庄建成极美的周庄;他满腔豪情,时时为国家出力,却因露富而被迫颠沛流离。

  虽然仅在世40余年,但沈万三实在是赚到太多钱了,民间传说他家里有个“聚宝盆”,连《金瓶梅》里的潘金莲都称赞其财富;明朝人甚至将花钱买的官都叫做“沈万三官”;现在江浙一带还有家长教育子女说,“我家又没有沈万三”所以要勤俭持家。

  “沈万三”几乎成为古代富豪的代言人。

  据史料来看,沈万三赚钱主要有三大途径:种田、代客理财、海外贸易。

  生在江南,沈万三从农业起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时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沈家自沈万三父亲始,开发当地大量抛荒的田地, “粪治有方,潴泄有法”,占田日广;沈万三也很注重兴修水利,“万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经过两代人的经营,沈家土地占苏州府田地的三分之二。

  《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按照现在的逻辑,是一个姓陆的有钱人,把钱都给了沈万三。陆白给沈万三钱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的情况是委托他帮忙理财。

   在朝廷开放了私人对外贸易之后,沈万三把自己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了海外,以周庄为贸易据点,通过运河把货物运出。明史专家吴晗考证后认为,沈万三巨额财富很大部分由对外贸易获得。

  钱太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持住,只要有皇帝在,再有钱也是二等公民。沈万三千不该万不该在小鸡肚肠的朱元璋面前露富,皇帝可以允许你建一个周庄,但绝不会乐意看你富可敌国。

  点评:

  沈万三的商业中已经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萌芽,对外贸易也渐成气候,但财富往往会在最辉煌的时刻,遭遇不测之难。太有钱了,老天都会嫉妒,皇帝就是老天的代言人

  唐代第一款爷王元宝:家财万贯和皇帝炫富

  如果有一个时代,各类税费大幅减少,国有垄断行业放开由民间自由经营,同时严禁官员经商,这该是怎样一片欢腾的民营企业天堂。王元宝就出生在这里——盛唐,他也被称为唐代第一款爷。

  历史上没有记载王元宝是怎么样赚到钱的,但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很少是经营盐铁等致富的,自由经济下,更多的富人是依靠贸易、织造。想必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只要勤劳,再加上好运气,成为个富翁不是什么难事。

  和皇帝炫富:财富之多非轻易可想象

  虽然没有被刻板的史书所记载,但是王元宝却得到了当朝天子的两次接见。面对骄奢的商人,唐玄宗没有像明朝的朱元璋那样小气,留下的唯有赞叹,并甘当王元宝“财富秀”的配角。

  唐玄宗曾问王元宝家有多少钱,王元宝很文艺的回答道:“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当时一缣可换十多石粟。用今天的词语套用一下,就是说,“我能在大兴安岭的每一棵树上挂一个Iphone 4S,树都挂满了,我的4S还没有用完呢!”

  老实本分的唐玄宗听后感慨地说:“我是天下的贵人,王元宝是天下的富人!”

  另一次“炫富故事”记载在《太平广记》。唐玄宗坐在含元殿上南望终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就问左右人看见没有,都回答说没有看见,玄宗便差人急忙把王元宝传唤至殿上。王元宝知道皇上召见他的意思后,答道:“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旁边的人听了都感到奇怪:“为何臣等不见!”玄宗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

   炫富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大多都散落在羸弱的朝代里,而在盛世以财富受到帝王认可的人着实不多。

  皇帝找我借扇子:用花钱填补空虚

  唐代商人仍然没有摆脱历史上“轻商”的偏见,被称为“贱类”,他们虽然有钱,但政治地位低下,载入史册的商人也为数不多。既然不能名垂青史,那就享受当下吧!

  王元宝的消费可以成为研究唐朝富裕阶层消费的标本。

  房产是他的投资首选。他家的房子以金银叠为屋壁,宅中的礼贤室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并把铜钱当地板砖,铺在后花园的小径上,称这样可以防滑。

  盛世买古董,收藏是其消费的主要方向。他最著名的镇宅之宝当属“龙皮扇”,扇子的神奇之处在于给扇子洒上水,扇子就会自动吹起风,真堪称低碳环保的利器!据说唐玄宗曾经向王元宝借过这把扇子。

  此外,公益事业也是其支出的一部分。据史书记载,每年大雪之际,他都会让仆人到巷子里扫雪,并拿出餐具酒炙,为来往之人作驱寒之用。

  光自己花钱没啥意思,像众多豪门一样,通过结交权贵获取政治资本是其必修课。王元宝常常延约四方名士,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年的科举考试之前,众多士子都会受到王元宝的款待。可惜这些士子不算厚道,没一个人帮王元宝写写传记、编编美文,在历史的痕迹里,王元宝穷得只剩下钱了。

  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

  -----桑弘羊

  创造财富在于方法,不一定要靠体力获得;获取利润的关键审时度势发现商机,不一定要亲自耕种获得。

  点评:

  读到王元宝的故事,心中会泛起温暖,因为历史上能够像唐玄宗这样包容商人的帝王并不多,而且富人没有财富不安全感,没有“藏富”的考虑,对于财富只需以义取之、随心享用。因此生活在这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里,对商人而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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